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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刘子》为刘歆所撰说，与《刘子·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相违，因为刘歆死时，班超还未出生。仅此一条，《刘子》为刘歆所撰说，便可不攻自破。此后，杨明照、王叔岷又列举大量例证，否定了《刘子》作者为刘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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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认为，《刘子》为刘孝标所撰，亦无根据，《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杨明照更以刘孝标《辨命论》与《刘子·命相》、刘孝标《广绝交论》与《刘子·托附》相比较，二者大相径庭，有霄垠之别。因此亦排除了《刘子》为刘孝标所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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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子》为“袁孝政伪撰并自注”说，最早是由宋代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五十五《读刘子》一文中提出的。后又有清丁日昌、邵懿辰及《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提要》等续其说，但皆无具体考辨，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及杨明照《刘子理惑》举三十余例，以证“袁孝政伪撰并自注”说为谬。如《刘子·观量》篇“文公种米，曾子植羊”袁注云：“晋文学外国种米，曾参学外国人剉羊皮，用土种之，虽不生，言其志大。”余嘉锡认为，这是袁注杜撰的故事，“其余大抵穿凿附会，诬妄之处，举之不胜其举，殆是粗识之无、不通文义者之所为，此岂能作此书者乎？”(63)这样，亦排除了《刘子》为袁孝政伪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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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子》为后人伪撰说、贞观以后人撰说，此两说也仅为推测，未提出任何证据。《刘子》一书，《隋志》作为亡书著录，因此不能称其无著录。且按杨明照、余嘉锡所考，《北堂书钞》、《帝范》、湛然之《辅行记》、武后之《臣轨》等书，皆对《刘子》一书有所征引。其中，《北堂书钞》成于隋季，是先于贞观修史之年。敦煌写本，远在唐前，均早于袁氏加注之日。由此可见，“是书之原出六朝，信有徵也”，“是书之不容矫托，断可识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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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刘子》的作者，除上述傅亚庶归纳的七种外，还有一种。此种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清吴骞《尖阳丛笔》卷九云：“芚兮大令有抄本《刘处玄集》，纸墨甚旧，细视其书，即世所传之《刘子》五十五篇，不知何写作《刘处玄集》。按《道藏》目录有《仙乐集》五卷，乃刘处玄造，皆诗词歌颂耳，意者后人又以伪刘昼书托之处玄乎？大令谓刘昼书乃实处玄作，未知然否。”(65)余嘉锡考辨：“刘处玄为金末王嚞弟子，见《元史·释老传》，若《新论》果为处玄所作，何以宋人先为刻版，又有唐人为之作注，其言可发一噱。芚兮为海宁周春字，不识何以发此谬论。”(66)此条亦可看做是对《刘子》为刘处玄所撰之说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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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对《刘子》作者的六项排除，皆有实据，难于否定。最后只余《刘子》一书究竟是刘昼所著还是刘勰所撰，至今仍有争论。因为前六者，虽有不同看法，皆为猜测之辞，且不合逻辑，如上述实为《刘子》五十五篇之文，却冠以《刘处玄集》之名，即是逻辑悖谬之例，确实“可发一噱”。但“刘勰撰”则不同，因为新、旧《唐志》及宋明以来的一些私家刻本和藏书，皆有标名“刘勰撰”者，因此，只有明其原委，探其缘由，内证与外证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侔，方可断定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学术公案。前贤对此已有许多论证和发明，可概括为“还原法”。还《刘子》一书作者的本来面貌，按还原法，盖有两个方面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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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称“历史的还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引袁孝政《刘子注》序文：“昼伤己不迂，天下凌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旧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因为袁氏为《刘子》作注，必对所注对象有一番了解，这是一个起码的学术常识。今人尚且如此，何况古人乎！若对此条较原始的材料于不顾，即违背了历史。况且这条材料并非孤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检得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诗话续集》引唐张鷟《朝野僉载》云：“《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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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检得的这条材料，十分宝贵。短短三十余字，却向世人昭示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相。这条材料在肯定该书为“渤海刘昼所制”的同时，也揭示了“咸以为刘勰撰”的原因，乃是“昼有才无位，积为时人所轻，故发愤著此，窃用刘彦和之名以行其书，且以避当时之忌讳也。人既莫知，故两《唐志》及诸传本皆题刘勰矣”。(68)据余嘉锡考辨，《朝野僉载》为唐张鷟所著（《旧唐书·张荐传》称鷟“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博学有才，且去北齐不远，其言必有所本，自足聚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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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袁孝政《刘子注》序和张鷟《朝野僉载》所记这两条材料，都还原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实情况，他们都揭示了《刘子》一书的真正作者是刘昼而非刘勰。袁孝政的生平史籍失载，但从张鷟的生平及对《刘子》一书作者的关注看，袁氏其人距北齐不会太远，甚至可能略早于张鷟。二人生活的时代盖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相仿，或略晚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他们的说法当是针对《隋书·经籍志》断《刘子》为亡书及当时《刘子》传本题名刘勰撰这两项内容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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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鷟《野野僉载》的这条记载，可以说还了《刘子》作者的历史真相，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洞察历史。“晁公武未见《僉载》原书，陈振孙亦仅见节略之本，……至明其书遂亡，……为自来考据家所未见，且即令见之，又孰知小说、诗话中有此一事哉”。(70)可见考据之艰辛。连晁、陈这样的版本考据大家都有所疏忽或不见，更何况不及晁、陈者乎！故新旧《唐志》沿袭题名刘勰的传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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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称“逻辑的还原”。考辨《刘子》作者，除注重历史还原的“外证”外，尚有“内证”一法，即从逻辑或思想方面进行对比，以揭示其思想、逻辑之差异。按《四库提要》，史惟称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而《刘子·辨乐篇》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与勰迥异。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后出家，改名慧地，而《刘子》末篇乃称归心道教，志趣迥殊。因此，《提要》认为“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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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余嘉锡、杨明照、程天祜、傅亚庶等又广增《四库提要》《刘子》与刘勰“迥异”说。余氏称，尝取《刘子》一书“反复读之，而确认其出于刘昼有四证焉”。(72)余之“四证”，通过大量征引《刘子》之文与《北齐书》、《北史》刘昼本传的记载相比较，认为无论在思想上、语意上，皆“鍼芥相应”。余氏对“《刘子》为刘昼撰”的考辨，除个别之处还有待商榷外，可以说还原了《刘子》作者的逻辑真相。其考辨用力之深，挖掘之广，亦可称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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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之后，又有傅亚庶《刘子作者辨证》一文，也是专从《内证》入手，分别就《刘子》与《文心雕龙》二书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观点、思想倾向、美学思想；对《纬书》的不同看法、道德观、创作动机及语言风格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刘子》的作者不是刘勰。在当前情况下，属《刘子》为刘昼所撰，是比较稳妥”的结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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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意这些说法，取《刘子》一书为北齐刘昼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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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昼其人及《刘子》书的历史评价及学派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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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判定《刘子》一书为刘昼撰，那么刘昼其人与《刘子》其书的学派归属便可有其着落。因为一本书与这本书的作者总是会有某种联系，这也为我们解开或提供了刘昼其人之所以入《北齐书》及《北史》两书《儒林传》的谜底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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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齐书》刘昼本传，昼于“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天统为北齐后主高纬年号，共五年。因此，“天统中”，即天统三年（567）前后。由此可知，刘昼卒年当在公元567年前后（最大误差不会多于一年）。由此上推五十二年，可知其生年当约为北魏熙平元年（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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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服膺无倦。据《北齐书》、《北史》两书《儒林传》刘昼本传载，昼从同乡儒者李铉（字宝鼎）受《三礼》，又从河间儒者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其师承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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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经学（儒学）师承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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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而李宝鼎、马敬德与北齐另一大儒熊安生，又都曾受业于北朝大儒徐遵明。李铉居徐遵明门下五年，常称高第，主要受徐遵明《三礼》，后除太学博士，寻正国子博士，曾与邢劭、魏收等参议朝廷礼律，并教授太子高殷，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三传同异》、《周易义例》等合三十余卷，成为北齐重要经传大儒。刘昼的另外一位老师河间马敬德，其经历与李铉接近。师事徐遵明受《诗》、《礼》、《春秋》等。后投身政治，先擢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又除国子博士，入为后主高纬侍讲，遂以师傅之恩，拜国子祭酒，加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显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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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昼的师承关系及其早年所受的教育，可知其儒学根基并非浅薄。他在青年时期便师从李铉、马敬德习《三礼》、《服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奠定了儒学基础。此后又展转入都，四处求学，尝在邺令宋世良家教授子弟。宋家有书五千卷，昼“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昼尝求秀才，十年不得。及得，但考策又不第，乃恨不学嘱文。于是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六合赋》一首，自谓绝伦，并叹曰：“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但其学文的成绩并不大，当他把自谓绝伦的《六合赋》呈当时大才魏收、邢子才评阅时，得到的却是嗤笑和挖苦。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75)邢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76)可能受到这样的刺激，昼“发愤撰《高才不遇传》”，以泄胸臆。孝昭继位，好受直言，昼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故不见收采。于是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机政之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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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刘昼一生及其学术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以研习儒家经传为主（“读儒书二十余年”）；四十岁以后，为求取功名，求秀才不得，得而考策又不第；建言上书，言虽直切但因多非世要又不采。故发愤著书，成为其学术活动的惟一指向。故其学术撰著活动，当集中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其主要学术倾向亦在儒家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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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刘子》一书，史籍本传虽未著录，但经前贤诸子的考证，为刘昼所撰盖无大的疑问。其中，《北齐书》、《北史》关于《刘昼传》传主之所以入《儒林传》的理由，除本传所记传主刘昼的儒学师承外，其学术经历及其所隐涵的儒学特征，亦与现存《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相符合。因此，它为考察《刘子》一书的学派归属，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背景和文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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