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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朝治国政策的儒法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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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隋一代，文炀两帝在其统治前期，为了刷新政治，也为了招揽人心，做出许多尊崇儒学的举措，如创制科举，简拔人才，网罗图书，大兴文教，初亦未尝不欲励精求治，训至太平。奈何隋朝不能将儒治的理念贯彻始终，朝令夕改，言与心违，儒学教育旋兴旋废。法律的宽简，田赋的改制，使经济得以发展，国家富足。然而文帝虽知恤民，但过于俭啬，吝于赏赐，甚至因“宜简省”而废弛京师与州县官学；炀帝则过度奢靡，征求无厌，几至敲骨剥髓。任情予夺，赏罚不公。两帝虽有如此不同，但皆暴戾成性。《新唐书·刑法志序论》曾评价其父子曰：“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26)至如府库充盈，贯朽粮腐，民贫而不恤，却是这对父子的共性。“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27)而炀帝更有甚者，大业八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不但不予赈济，反而乘机“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28)。所以造成了历史上虽然少见但却有迹可寻的现象。即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天灾饥荒，全是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所造成的人祸。历史上可与比拟的，在商则有鹿台之焚，在秦则有咸阳大火，真可谓殷鉴不远，于此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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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王朝实行法家的治国政策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将其废除。汉代更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而著名。只要有专制制度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在，法家的理论和政策就不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诚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29)只是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统治者，在儒法之间的平衡上各有所侧重而已。除了天灾人祸的因素之外，儒家政治的成分多一些的王朝，一般历祚长久，称为治世；法家政治的成分过度的王朝，以刀锯斧钺，严刑峻法待天下臣民，一般都会迅速导致动乱乃至覆亡。这是儒家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具有充分事实作为根据的论断。或许有人会问，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的酷刑，这与法家的严刑峻法迥不相侔矣，何得更谓其为法家？文帝废除酷刑，确属法律的进步，是文帝对历史的贡献。酷刑属于峻罚，但废除峻罚不等于废除峻法，隋代法网之严密，可谓细大不捐，特别是执法之严酷，纤芥之过，必置之重典。《隋书·刑法志》说：“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甚有盗粮“一升以上皆死”与“盗一钱以上皆弃世”之律。“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如果稍有恻隐之心，不至如此视民命如草芥。律条法令既已严酷，更何况有法不依，率意杀人。史载：“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而用法尤其峻刻，遂使“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30)。这样一幅图景，又何异于人间地狱。秦法尚不至于如此严酷。在朝堂之上，文、炀两帝，皆是朝纲独断，拒谏饰非；任情施法，盛怒杀人，往往连谏者一并诛之。玩弄权术，陷人于罪，还算是罪有攸归，可怕的是记人细过旧怨，然后寻机诛戮（如隋炀帝之杀薛道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除非逢君之欲，哪里还有人敢于进谏。帝王既没有一点君人之度，更谈不上什么君臣共治的儒家理念了。《隋书酷吏传论》论儒法之不同云：“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而有隋之酷吏，在国家承平之日，“时无桀黠，未闲道德，实怀残忍。贼人肌体，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31)。严刑峻法，再加上繁重的赋役，这就是法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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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家认为，汉唐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倾而未覆，危而复安；及夫秦隋之所以在鼎盛之期竟二世而亡的原因，不在于“攻守之势异也”，亦不在于统治者的庸懦或骄奢，而实在于治国理念政策的儒法王霸之别。如台湾史家李则芬即说：“开皇、贞观不同之处，在于王道、霸道之别。”他认为，隋代所继承的大统，始自北魏政权，鲜卑拓拔族“唯武功是尚，鞭笞及杀戮是其惯用的统治手段。其后虽努力吸收中原文化，然落后民族的暴戾之气仍然存在”(32)。文帝深染北朝风气。受禅改元之初，正当大赦之际，却执意尽灭旧朝皇族宇文氏，儒臣“（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33)。平陈之后，更是患得患失，疑神疑鬼，乃借故将草创元勋，有功大臣诛夷殆尽。虽然诏令制定了蠲除前代鞭刑及轘裂之法的《开皇律》，可是文帝并不遵从。尤喜于殿廷用杖或鞭捶楚杀人，高颎柳彧等重臣数谏不从，乃以辞官请罪的形式，使其暂得收敛，但不久即故态复萌。而且杀人不分时候，“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雷霆之怒的理论明显地来自法家，《韩非子·主道篇》谓：“明君之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34)赵绰与文帝的两个“则天法地”理论，代表了儒法治政理念的不同。儒家认为，人所要效法的天地之道，主要是其生生之德，王者施政也要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庆、赏、刑、罚的王者四政和春、夏、秋、冬的天地四时，“以类相应”，所以也应该按照四时的顺序施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狩猎与采伐尚须禁止，何况杀人。体现了儒家，“先德而后刑”“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而文帝竟以炎夏雷霆亦属天道为由，驳斥了赵绰，为自己可以随时杀人找到理论依据。天日和雷霆，同是天道的体现，而春秋晋国的赵盾，被形容为可畏的夏日；喜怒无常的隋文帝则以雷震自喻。夏日的威炎，人们尚可以规避；雷霆之怒，却往往使人遭遇不测，人人怀惧。可见文帝所奉行的，完全是法家那一套“用法之相忍，以弃仁人之相怜”。“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35)的残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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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不仅自己严刑峻法，甚而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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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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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反对执法的“宽纵”，主张法外严惩。在这里必须指出，有法不依，轻犯重罚，恰恰是所谓法家的主要特征。文帝率先如此，举国官吏皆焉得不上令下行，上行下效，哪里还有“政宽刑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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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隋一代，掌权的重臣多为勋贵武臣，信任的僚佐也多为刀笔之吏；虽然这些勋贵武将多出身于豪门贵胄，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甚至能诗擅文，然其字里行间亦多充满着睥睨四海的雄霸之气。在现实中治军如驱棋，视民如草芥，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以驭戎严整著名的杨素，不仅对违犯军令者，无所宽贷，还善于临寇时求人过失而斩之，以立军威。“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37)尝奉旨督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38)。文帝早期的霸道专制，还主要针对朝臣，至其晚年竟也不再以民力民命为念。至炀帝一朝，则唯以残民以逞为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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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为炀帝监造洛阳皇城，“周围数百里”。“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即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又“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39)。君相如此，其下的官吏，则又无不变本加厉。如幽州总管燕荣及其继任者元弘嗣都是著名的酷吏，其待下之严酷，鞫狱之惨烈，令人闻之色变，言之齿冷。奇怪的是，弘嗣曾备受燕荣暴虐几死，及燕荣被诛，弘嗣主政，酷又过之。“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有虐政必有酷吏，酷吏只是虐政的突出表征。隋代的虐政与酷吏，比历史上任何一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遍及州县。如石州刺史赵仲卿，“法令严猛，纤微之失，无所容舍，鞭笞长史，辄至二百。官人战慄，无敢违犯，盗贼屏息，皆称其能”(40)。为了厉禁盗贼，文帝还颁布了一条“纠告”政策，据《隋书刑法志》载：“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于是“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41)。隋朝君臣奉行严刑峻法，确也达到了政行令止，盗贼敛迹，“内外宁息”的效果。然其只顾一时奏效，救一弊而更生一弊。甚至是鼓励诬陷，只求让天下屏息。完全不曾虑及风俗之坏，奸伪丛生的后果。无怨而陷人死罪，冤狱遍布寰中，是隋时的普遍现象。读《隋书》而后知武则天朝的酷吏现象，实在并非发明而是前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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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亦知隋法之酷，乃于即位之初，即敕令重定新律，共十八篇，“诏令行之，谓之《大业律》”。“除十恶之条”，准予罚铜赎罪。甚至下诏表示要：“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政宽刑简，受到百姓的拥戴，应该承认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良法。可惜这又是一次争取民心的举措，并无诚意和决心厉行到底。《隋书刑法志》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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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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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征役和嗜欲而加重赋敛，由迫胁催征而逼反民众，由防民造反而更立严刑，不仅恢复开皇之旧，而并历代之酷刑尽复之。可是炀帝这次没有文帝那么幸运，严刑峻法并没有达到四海肃清，内外宁息的效果，反而造成“百姓怨嗟，天下大溃”，不可收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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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在开国之初，所施行的善政，都与他彼时尚能信任文儒之臣或较为倾向儒治的大臣有关。如高颎、苏威、李德林、牛弘、薛道衡等，但多不能信任始终，才尽其用。高颎是隋朝的开国功臣，《隋书·高颎传》称其“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43)。象这样贤能的有功大臣，文帝晚年竟将其废黜，后为炀帝寻机诛除。苏威亦属开国功臣，且于文炀两朝政治多所贡献。史传称其“久处机衡，多所损益，磬竭心力，知无不为”。然而怀抱不广，“每至公议，恶人异己，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44)。然能治身清俭，以廉慎见称。亦在文帝晚年见疏，而终被废于炀帝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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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齐入周的儒臣李德林，于高祖入相、平叛、伐陈之际的谋划定策，多有决定性的建议，深为文帝所依重，当时的许多檄文、诏令也多出自德林之手。《隋书》记述他在隋初政治中的作用说：“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君臣体合，自致青云。”(45)后亦听信谗言，将其贬谪。薛道衡与李德林齐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俱以文雅驰名当世。道衡久当枢要，颇得文帝依重，视为股肱。出为检校襄州总管，“在任清简，吏民怀其惠”。然道衡善于谋事，而拙于谋身，后因文章言辞怀念文帝与高颎，引起炀帝忌恨，借故将其缢杀，“天下冤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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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功臣，鲜能得全始终者，唯牛弘是个例外。当然这也与牛弘谦虚恭谨，善于自处有关。如《牛弘传》说：“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牛弘历官秘书监、吏部和礼部尚书等要职，曾奉旨率群儒修礼订律，议定明堂。在文化制度人才简拔诸多所贡献。《牛弘传论》则称其“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牛弘在士林素获雅望，很多儒生都经过牛弘的汲引得到任用。“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47)至如助王劭编修国史的王孝籍，多年不调且亦不免偷税。曾上书牛弘请求相助，“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调”(48)。这恐怕是与文帝的用人政策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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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创立并推行了科举制，所取的人才，如秀才进士之属，人数虽然不多，但没有一个位至台辅，执掌中枢。而《隋书》谓“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可见文儒之中并非没有人才。然而类皆“学优命薄，调高位下”(49)。才调高而“位下”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命薄”，而是当权者不能选贤任能的缘故。贾谊《新书》云：“无贤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又曰：“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50)岂不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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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隋代儒学源流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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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代儒学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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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统一天下，也带来了南北学术的融合；而南北学术的形成，也正是由于政治的分裂。永嘉之乱后，中原自魏晋以来形成的主流文化，随着大批士族南渡，遂兴盛于江左；汉儒经学则得以在北方一枝独秀，发荣光畅，北方基本上成为儒学的天下。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儒学遂亦形成南学与北学，亦即皮锡瑞所谓“经学分立”的时代。学界普遍认为，南学主要承袭魏晋玄风的传统，重义理和文辞，学风偏重于清通简要。北朝主要承袭东汉之遗风，重名物训诂，学风偏重于朴实深芜。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南朝多新人，北朝多旧派，前者继玄学之系统，后者继汉人之学风。”(51)而当时留在北方的士族，主要集中于河北一带。河北学术遂成为北学形成的主要源头。唐长孺先生曾精辟地论断：“北学即是河北之学。”(52)河北之学源头一直可以上溯至东汉末年，河北世族崔琰与卢植。崔琰与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同出马融门下，曾请郑玄来河北长期讲学，卢植又出郑玄门下。当南北隔绝之际，郑学遂遍传北方。形成王粲所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53)，独尊郑学的局面。这一学派重视礼学，谨守礼法，未受荆州学派的影响，又与曹魏的王肃学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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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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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北方这些儒门家学世族如崔浩、卢玄等，都是当时名儒。所传经学虽不无发展变化，但其学风仍然是以郑学为主流的汉儒风格。由于北魏掩有西凉诸州，原先避永嘉之乱而流亡至河西的的士族，亦被迁至平城，曾经转移并在凉州得以保存发扬的学术文化，此时亦被一并迁回（当时魏都平城随后迁洛阳）。代表人物如李冲、索敞、常爽、程骏，应该还有关朗等人；此后又复加入南方学术的元素，如“平齐民”（北魏趁刘宋政权内乱之机，获取河表七州所内迁的士族和人民）中的刘芳、崔光和自南朝避祸来奔的士人如王通的四代祖王虬及王肃等，得以在中原相遇，并相与论辨学术，在北方学术文化产生的形成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北学，便是由这几方面学术因素的会合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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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学所传习之经传，也与南学明显不同，诚如《北史·儒林传序》所叙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这里的“河、洛”即指北朝，所传习之经传，除服虔的《左传解》以外，“《周易》、《尚书》、《诗经》、《三礼》皆宗郑氏”(55)。其实，《左传》服注亦同于郑注。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偶遇服虔，听服说已注传意，多与已同，乃尽以所注与之，世遂有服氏注。(56)是郑、服《左传》之学原本一家，宗服即宗郑，故北学实是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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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儒学自北魏奠基之后，迄于北齐、北周，出现不少名儒，传述郑学的名家，至魏、齐之际，最负盛名的是徐遵明，遵明治郑氏《易》，传卢景裕、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后之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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