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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明亦治郑氏《尚书》，授李周仁、张文敬、李铉、权会，自此言《尚书》者咸宗郑学；通《毛诗》者始于刘献之，献之作《毛诗序义》以授李周仁，周仁传程归则，归则传刘轨思。周仁又传李铉，铉作《毛诗义疏》。又刘焯、刘炫皆从轨思受《诗》，炫作《毛诗述议》。还有刘芳、沈重、乐逊、鲁世达亦治《毛诗》，崇郑学。徐遵明还传《左传》服注，作《春秋章义》，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刘昼等。李铉、刘焯咸宗服注。时杜注亦在齐地传行，两派学者转相辩难，如姚文安即宗杜以排斥服注，李献之复申服义以难之。北周乐逊作《左氏序义》亦申服排杜。刘炫、张仲皆与杜注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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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盛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郑学教授，同时治《礼》者有刘献之、沈重、刘芳，从遵明受业者有李铉等，铉作《三礼义疏》。李铉复传郑氏《礼》于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崎、刘昼、熊安生。李铉、乐逊、樊深亦治《孝经》，皆崇郑学。北齐以降，立《孝经》于学官，即用郑注。可见北朝学者转相授受的《五经》注疏之学，主要还是郑玄的今文经学系统，其间虽不免搀杂谶纬之学和佛道的影响，但在基本路数上还是谨守郑学师法，未能越出樊篱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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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安生影响力不逊遵明。其通五经，尤精“三礼”，曾为北齐国子博士，为公卿释讲诸经。所作《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并行于世。其《三礼》之学，尤为北朝所崇。门下弟子多达千余人。其治经不拘一格，广征博采，所著《礼记义疏》除据郑玄注义外，还广引《春秋》、《谷梁》、《尚书》，《大戴礼》、《周易》等书，并且还援引《老子》之义疏通《礼记》。这对于混同南北学风，促进南北经学的统一，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焯、刘炫并受《礼》于熊安生，焯、炫遍习群经，初亦皆治郑学。后复融会南北，遂成为一代卓有成就的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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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饱学之士，绝大多数出身自所谓草野间的平民，鲜有出自世族的士大夫。如北魏儒臣高允就曾劝秘书监游雅说：“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辩简牍章句！”究其原因，还由于魏、齐政权的轻视儒学。据《北史·儒林传》载：儒学自北魏一度兴盛之后，东魏、北齐以来，“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见其人。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久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开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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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逢这种不利学术发展的政治情势，学术的传承便都由民间讲习承担起来。汉魏以来的高门望族，其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维持不衰的原由，不仅仅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也由于其严谨的礼法家风和代代传承博通经史、谙习礼制的家学传统。然而自北朝以来，这种民间讲习，又有了新的变化，学术进一步下移，民间私学更在村野平民间传播开来，从而造成民间学术的普及。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熊安生等大儒都无显赫家世可言，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贵，生徒也非富家子弟，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58)。学生为了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徐遵明就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也是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往往同授一经，因经师所讲不合心意而转投他师，唯以经明义通为鹄的；甚而有转益相师的良好风气。如魏末大儒李谧，“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故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59)自此以后，学无常师的求学方式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汉魏经学那种严格传递的家法和师法，已经被彻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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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部分经师与儒生大多出身草野，眼界有限，不能博通经史，洞达时务，因此难免孤陋寡闻，迂腐可笑。即使如徐遵明、熊安生这样的大儒亦不能免。因之表现于其所传习之经传，亦大多墨守郑学的成说，缺乏新的内容。专在章句和细微枝节上下功夫，使章句训诂越来越艰深烦琐。而且所重惟有今文经学，对王弼、王肃、杜预经传一概排斥。因此隋代的王劭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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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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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周建立，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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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时西都板荡，戎马生郊。先生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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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员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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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帝亲临太学，礼待儒生，其后又“命輶轩而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61)。儒学再次走向兴盛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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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至魏齐并峙时，南北之学已随着南北使节的礼聘开始交汇。至周平江陵，尽征其文儒之士北迁，经师受到很高的礼遇。如梁朝五经博士沈重，周武帝仰慕其才，特派柳裘至梁征聘，殷勤致意，邀至北周京师。沈重之学本属典型的南学，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至周后“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62)。其学亦即南学在北朝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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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炎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通儒盛业，不逮魏、晋之臣，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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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讲学之风自此更为兴盛。本来民间儒生设坛讲学已成风气，经学名家的学生动辄千百人，以至于还须配置助教，名曰“都讲”。如北齐鲍季详“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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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局扰攘战火纷飞之际，乃至统治者轻视文化儒学受到抑制时，求学之风不见衰弱，反而较往代为盛，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大较有二：一为学术的下移，失去官学和世家讲坛的经师，在山野乡间设坛立教，公开讲学，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得以从师远游，执疑问难，激发了庶族平民学习经典的热情，为学术在民间的普及提供了机会。二是为了寻求经国安邦之道，使斫杀纷争的世界重新归于安定。当时留在北方的汉族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像冉闵那样，称兵对抗，以暴制暴，但是这样的英雄与时机毕竟少之又少；二是像王猛一样，遵循儒家“以夏变夷”的春秋大义，用礼义去说服异族的豪酋统治者，能较心悦诚服地接受和采纳汉族社会的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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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北朝儒学及经学的复兴，是以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学为基始的，其中既包括中州地区的河洛私学，也包括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私学。从学风和经学传接上说，北朝经学更多地继承了汉儒训诂之学的传统，郑玄等人的经学受到重视，甚至独尊。走向深芜艰深一途，但古代的名物制度也因之赖以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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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北学亦不尽为郑学的一统天下，亦有兼综汉晋经学，独出新意心纾甚至教外别传的学说出于其间。如曾为河北之学领袖的崔浩，以及河西之学的翘楚关朗等。北魏著作令史闵湛见崔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甚至认为“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65)。由于他的遇害，书亦被禁，而未得以流传。又有河北人陈奇，“爱玩经典，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终因辩论经典得罪于人，竟被陷害以致灭族。“所注《论语》，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66)。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筭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清静为本，而餙之以刑政礼乐。翌日，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岂占筭而已。’”曾与王虬合著《疑筮论》数十篇。后讲学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67)。王通家传易学，主要是传自关朗。王夫之曾评价南北之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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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教，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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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北学以崇高的评价，并指出隋代的经世之学都是渊源有自，李谔之学来自西魏苏绰；王通之学则继承关朗，同样对隋唐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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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末期，随着学术的进一步下移与普及，南北学术的交流增多，原先仅限于讲明章句，拘谨刻板，深入细致而显得深沉芜杂的学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只注重事象的考辨，到经传义理的追求，从不习惯于清谈，到欣赏玄妙。经学家法师法的破坏，北学的章句训诂，不再为一家一派所囿，思想较为开放，对于传承发展儒家经术，重开隋唐经学统一之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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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复兴。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显贵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崔浩也是“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69)。徐遵明弟子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70)。史书多记有他们用占候和“孤虚术”料敌和布阵的实例。如果重视章句训诂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风气的兴盛，则与当时政局变化莫测，战乱频仍有关。学者企图藉此干预战争成败、预知政局治乱。对于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少数民族而言，神秘文化也便于其领悟和依重。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代的学者。一部分学者甚至以此取媚君主，以图进身之用。如袁充、王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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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学渐染南风之时，南北学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崇信佛教。但此时的佛学也有南北差异，未能因之而成为南北学风统一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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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代儒者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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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建立主要是承袭北朝政权而来，其思想文化亦有直接的血缘关联，隋代统一南北，进而对全国文化学术思想的统一整合，也是以北方风习和北学为基础，然后吸收融合南方文化与南学的。上节所述，即主要在于明了北学的特点，以见隋代学术与学风的渊源所自。下面将要就隋代群儒的治学风貌，以见对南学的初步融合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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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学者大多为前朝所培养，而本朝培养的经学人才，还没有崭露头角，世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隋代儒学两大系统以二刘为代表的经学系统和以王通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才俊，都成为成就新时代的治世佑文的创制人才。如薛收、房玄龄、魏征，以及孔颖达、颜师古（主要是家学）诸人。隋代的学术与文化，虽然深受南方文化与南学的影响，甚至深染南方追求绮丽玄妙风习，然就其总体而言，质实与严谨仍然是隋代学术文化的基调与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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