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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才学冠世，“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而刘焯竟“以品卑去职”，刘炫亦以“无行”被黜，学者以此惜之。然究其原由，并非全属诬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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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史书上说他“性躁竞，颇好俳谐”，性情浮躁不稳重，缺乏长者之风。自恃才高一世，学富五车，“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恃才傲物，不善于自处，“为执政所丑，由是宦途不遂”(154)。究其“轻侮当世”的原因，还源于他对“当世”的不满。当隋之世，科举初兴，士人进身之途，已不全凭门阀，所以刘炫认为“今之仕者，位以才升”，而据位者每无才德，而有才德者反不被见用。高才如刘炫，虽然“射策高第”，也只能“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沦为下吏，甚至徒隶，不能施展抱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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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晚年“内省生平”，尝作《自赞》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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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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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的一生中，与邦族、与同侪、与长者、与后生交往，无不“重物轻身，先人后己”，（物，事也。此处指公众或他人之事；身，己身）。这是刘炫内心的表白，也是他一生奉守（顾循终始）的准则。也检讨了自己一生“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并认识到人只要活在世上，就难免犯错误，只有死去，才会“庶几可免”。他总结自己一生“大幸有四”，而深恨只有一个，这一深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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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儒学之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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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注、所感慨、所忧伤、所遗憾的，仅是儒家大道的被割裂陵迟和经典解说的混乱芜秽，而自己“厘改僻谬”，重新整理注疏经典的事业刚刚告成，正准备用大道补救末世，把学问传诸后人之际，岂奈“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功业与理想全部化为泡影，所以成为其惟一的深恨也。然观其以“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为幸，说明其思想境界并不高超，在这一点上，说其“卑俗”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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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虽然有许多性格上的缺陷，然观其大节，并无亏欠。如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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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帝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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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殷盛，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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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关于国家文化建设和民族关系的根本大计，可惜文帝都没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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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文帝时的律令规定：“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而刘炫参与撰修律令时，著论以为不可，为主修官牛弘所采纳，将此律格从《隋律》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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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不仅才学好，临事每持正论，而且“以吏干知名”，精熟政务执行的利弊得失，针对当时事烦政弊，官疲民困的现实，提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的建议。牛弘虽然甚善其言，但在大兴工役冶遊无度的炀帝一朝，肯定不会被执政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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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儒林传论》评价说：“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155)将其悲剧归结为宿命，是不确切的，造成此一悲剧的原因，应该到那个污浊之世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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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炫学术的两大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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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炫献伪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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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无行”的罪名是：“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156)此事为正史定谳，千百年来，无人致疑。然细考其事颇为可疑，试辨析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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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当牛弘征书之际，仓促之间，岂能便造伪书百余卷？制作各成体系的百卷古书，非比注疏典籍，纵使刘炫有过人的精力与才学，也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且其时刘炫正值“遍历三省”，公务繁忙之际，即使才学足以欺世，也没有伪造古书的时间与机会。这是此案在时间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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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究刘炫献伪书以求赏，是为生活穷困所迫。《北史·儒林传论》说：“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157)“困于贫贱”似乎成为“学多卑俗”或献伪书的原因。考刘炫初入朝时，“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亦无薪俸，而且县官仍然要“责其赋役”。但是在经过上书自陈之后，“在朝知名之士”的极力保荐，刘炫已被任命为“殿内将军”。而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的时间，大体与之相当。此时的刘炫已经解决了贫穷的问题，不可能再为此希功邀赏。若说为了炫耀自己学富五车，才倾八斗，何不著书自署其名，岂不更为荣耀？这是此案动机上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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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献史上，出现过不少伪书，有些虽然被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证明不伪，但有些则属确定不移的铁案。如西汉张霸伪造一部《尚书》，名《百两篇》，献给成帝。比原初孔子编定的百篇《尚书》还多出两篇。诏令“以中书校之，非是”。其书只不过是“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158)而成。可说铁证如山，作伪的行为，当时就被揭穿，张霸论罪当死。据《论衡·佚文篇》所载：“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两尚书》传在民间。”(159)《论衡·正说篇》更为明确地说：“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160)其事备在载籍，熟读群书的刘炫焉得不知，如何肯不顾前车之鉴，身败名裂的危险，敢于以身试法？这是明知故犯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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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既不允许，又已解除因贫困而造伪的动机，正常人一般都不会犯的错误，以刘炫的聪明还不至于如此之愚蠢。此案既然存在如上三大疑点，那又如何能够定案？定案的理由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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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连山易》案与张霸《百两篇》伪书案既相类似，那么就可以比较一下，看两者各被认定作伪的理由是否可以成立。《百两篇》伪书案，《汉书》和《论衡》都说是以秘府所藏《尚书》与之校对，因而发现“非是”，“皆不相应”，於是可以论定其为伪造无疑。而刘炫《连山易》则不然，只是因为“有人讼之”而已，并未拿出原有的藏书加以校对，没有证据，如何便可判定真伪？看来，其所以如此定案，凭借只能是推测了。即古代虽有其书，但久已失传，现在忽然出现，就很有可能出于伪造。那么《连山易》究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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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易》古有其书，是没有问题的。《周礼·春官》即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之语。郑元（玄）注：“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贾公彦疏：“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161)然其书在官方秘府久已失传，西汉刘向校书时，即未曾见，所以《七录》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并无著录。“有人讼之”者，想必是以自汉以来，未见著录为据，遂断定其书为伪；并非也不可能拿出秘府藏书，与之核对，然后断定其为伪书也。《隋书经籍志》只著录有《归藏易》，而无《连山易》，可见秘府原无其书，而断定刘炫所献为伪书后，秘府自然也不可能再予收藏。因此，只以不见前代著录为据，断定刘炫所献必为伪书，理由是不充分的。学府失于收藏，不能证明民间没有收藏。不然历代为何在政局稳定之后，都还要向民间征集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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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和史籍，每当存亡续绝之际，主要还是仰仗民间的传习与收藏才得以保存流传的。比如刘炫和刘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的“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就“素多坟籍”。而炫亦自称“驰骛坟典”。此前的晋代学者范平亦以“研览《坟》《索》，遍该百氏”(162)而知名。所谓“坟籍”、“坟典”“坟索”，即是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属，并非仅仅形容版籍的珍稀古老，而是实有所指。如《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云：“所谓《三坟》《五典》。”(163)《尚书正义》孔安国《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据后人考证，此一“言大道”的“三坟”书，其内容实即古之三易。是因为孔子在整理古籍时，“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者之不一”，乃“芟夷烦乱，翦截浮辞”，“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赞易道以黜八索。”(164)只保留《周易》，而将《连山》《归藏》删除。但是孔子不传其书，不等于所有学派都不传其书，只是由于流传甚稀，几度现而复隐，所以历代很多大学者也不知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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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已录有《连山》十卷；(165)《郡斋读书志》著录《三坟书》七卷，文曰：“张商英天觉得之于比阳（泌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并加按语曰：“《七略》不载《三坟》，《隋志》亦无之，世皆以为天觉伪撰。”(166)其中的“山坟”，即是“连山易”，与今传世本相符。(167)实际上，此书的再度面世，始于唐末“天复”年间青城山的隐者；北宋元丰七年，毛渐复得之于泌阳邮要亭，由此得以流传。(168)且其书唐时尚有十卷，而商英所得仅为七卷，说明在收藏流传的过程中又佚失了三卷，符合古书在民间受条件所限的流传规律。若为商英伪撰，何不凑足十卷，使符合历史记载也。所以张商英也不是撰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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