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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71 仁寿元年，王通十八岁，“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文中子碣铭》）。秀才在隋唐时代，属于最高级别的科举，极少有人考中。开皇十五年，仅杜正伦一人及第，杨素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此人！”经重考方录取。才冠一世的刘焯也是秀才高第，可见秀才科的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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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73 按考选“秀才”，自西晋时起，即已成为朝廷选举优异人才的重要途径，至隋而遂定为制度。秀才科的特点是文章和经义并重，但主要的还是应试对策。晋永宁年，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15)即是要借对策的机会，向朝廷直言极谏，冀其有所觉悟，以杜绝动乱于方萌。王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往应试的。正是有这次经历之后，王通才有后来的《太平十二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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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75 王通秀才及第后，名动京师，很多高官显宦都要求和他相见。《中说》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16)又“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17)。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其中除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一人姓名有误外（今疑其人乃薛道衡，因后文责其“言文而不及理”，编者或因薛收故改），余皆实录。后人多以重臣请见、遣子求学为虚妄作伪，其理其据本不足深辨。今按薛收所撰《文中子碣铭》中明谓：“朝端口口（原注：阕文。疑为誉其二字）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18)可见名臣纡贵降尊，请见王通实有其事。而且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还是朋友（父党）。至于贺若粥。因早与王通长兄王度友善，并曾称赞王通季弟王绩为“贤兄有弟”。请见王通，当亦在情理之中。《中说》编者用“请见”(19)两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岂可以后世事理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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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77 据杨炯《王勃集序》、《旧唐书·王勃传》，王通秀才高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次年十二月蜀王秀被罪废，因王通在此之前即辞官归家，未受牵连。《中说》曾载通与刘炫论易事，学者每以炫久贬河间乡居，两地悬远，难得相遇致疑。殊不知刘炫早于年前被枷送益州，初为蜀王门卫，后为书佐，同处为官，故得相与论学也。《事君篇》有：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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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79 王通到四川之任不久后，辞去朝廷蜀郡司户的任命，却于二十岁时向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据杜淹《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五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21)这一史事在二年后，通弟王绩游京师时，重被提及。据《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吕才《序》所记：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诣越公杨素。于时宾客满席。素览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绩闻周公接贤，吐飡握发，明公若欲保崇荣贵，不宜倨见天下之士。’时宋公贺若弼在座，弼早与君长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见贤兄有弟。’因提手引座，顾谓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杨公亦不减李司隶。’素改容礼之。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君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征君通，尝以仁寿三年因上十二策，大为文帝知赏，素时亦钦其识用。至是谓君曰：‘贤兄十二策，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君曰：‘知而不用，谁之过欤？’素有惭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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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81 王绩游京之年当在大业元年至迟不超过二年夏天，因是年六月杨素改封楚公，至七月而卒。《王无功文集》校理者谓绩谒杨素于仁寿三年前，大误。(23)这段新出的史料，不仅说明了杜淹《文中子世家》确属信史，也证明了王氏家中多出神童的事实（还有通孙王勃，史称“六岁善文辞”、九岁作《汉书颜注指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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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83 炀帝继位后的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之白牛溪。著书讲学。“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陈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24)薛收在《文中子碣铭》中，对王通隐居的目的、著述的内容以及讲学盛况的概括，与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绩《游北山赋》及《中说》所载，若合符契。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也说：“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25)可见王通的托古明义、开物垂训，完全是为了挽救世运时弊，亦即所谓的“命世特起”。王通续作《六经》，用了九年时间，然后专意肆力于讲学。“山似尼丘，泉凝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26)“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诛泗矣。”这即是后世所谓的“河汾道统”。这期间朝廷屡次征辟，“两加太学博士，一加著作郎”(27)，皆不赴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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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85 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遣使召请王通。王通对使者说：“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至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28)，说明王通对时局有着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他的归隐讲学。著书立说，目的就在于弘扬王道仁政。所以不赴杨玄感之召，就是认为杨没有推行王道之治的至公血诚。当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闻李渊在太原起兵，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9)并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30)看来他是有意响应的。他的门人弟子，大多投效唐军，显然是受他影响。薛收在《碣铭》最后说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乐”。即是在王通病中，师弟间议论的结果。可惜就在这年五月甲子日（据薛收《碣铭》），王通过早地与世长辞，终年三十三岁。“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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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87 王通的门人、据王绩说：“以董常、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中说·关朗篇》所列，除此之外，还有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窦威、陈叔达、王珪等唐初名臣。王绩虽在《游北山赋》中说过王通“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和“门人多至公辅”(32)，但没有确指，后人遂多以此致疑。据薛收所说自己和王通的关系是：“义极师友，恩兼亲故。”(33)以此律之，以上名臣亦同此例，即使年齿、辈份、爵位长于或高于王通（如王珪是王通族叔。陈叔达是绛州郡守，房、魏、杜等年长，余人也多为通之平辈），只要曾求学问道于王通门下，称为门人并不过份。《文中子·立命》篇就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34)的记载。王孝逸名贞，以文学显于王门。与靖君亮、繁师玄同称“陈留八俊”，三人俱为王通弟子。据《隋书》卷七六所载：孝逸“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时出为齐王宾客，“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35)。“终于家”，并非马上去世，当是病愈之后，北上河汾，游于王通之门。《隋书》载有孝逸《谢齐王启》一文，自述平生仰慕孔子所言之“性与天道”，所至之处，访书问学，而半生磋砣，“窥而不睹”，以至于“归来反覆，心灰遂寒”，行将为此遗憾终生。及闻王通讲道河汾，本着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著，不顾衰颓之年，乃毅然前往。王孝逸与王通的对问，多次见于《文中子》一书，服膺王通道论以至于达到“终身不敢臧否”的程度。(36)“白首北面”的佳话，已足说明孝逸属于王门年长者的代表。何况王孝逸仕隋既非显宦，亦无籍籍声名，“伪造”者攀附为门人有何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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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89 自古以来，门人与弟子是有区别的，古称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受为门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统立教，非训蒙之师，游通之门者，也多饱学之士，特为问道解惑或愿得指正品题而来，正是介于门人弟子之间者，《中说》将之统称门人，非但无僭妄之嫌、反有自谦之意。王通尝谓：“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37)这个“唯道所存”，正是韩愈《师说》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38)之所本。李白《上韩荆州书》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39)者，又岂以年齿爵位论人者所可知哉。王门学派的这一特点，即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关学编·李二曲传》云二曲布衣，又当王通之年，“远迩咸以夫子推之”，“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40)此本隋唐古风，观唐人多以此为美谈，自宋始疑之可知。司马光既作《文中子补传评》，复疑《中说》为“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41)？自是疑窦大开。房、魏、陈、薛等唐初名臣，皆非儒林学者，亦不以文学知名，自不须述及其学术渊源，此是史家惯例。儒林、隐逸诸传不见王通传记，当是史书失载，诸贤其为王通门人，亦不成疑问。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历述世事亲故如薛收、姚义后云：“又知房、李诸贤陈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42)，已明指诸贤为王门学者。王福畤曾录其仲父王凝转告之魏征自述云：“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杜、房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43)可见诸公并非“皆忘师弃旧之人”，惜乎房魏杜温诸贤文集均已散佚残阙，焉可遽论诸人“皆无一语及于其师”耶？当时诸人虽执弟子礼，但王通仍称之为先辈，正见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也足见王通人格之伟岸。陈叔达也说自己是“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44)并引据：“古人云：过高唐者，学王豹之讴；游雎涣者，学藻绘之功。”承认自己撰《隋纪》所循之“史道”（即历史观），正是受王通的影响。可见并末因年齿名爵而影响他们在学问上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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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91 唐初，陈叔达、房玄龄躬与撰写《隋书》记传，由魏征总领其事，他们未必没给王通立传。且王绩遗陈叔达书谓：“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寄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45)是王绩曾将杜淹《文中子世家》录副，寄呈陈书达撰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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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93 观《旧唐书·王绩传》明谓“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可证。若非史家亲见，是不会轻下如此断语的。《旧唐书·王勃传》述及王勃的先世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46)观其行文，不符合为传主立传的程式。若为王勃立传，当于述其祖通之后，继述其父福畤，叔父福郊方是。而今竟称：“二子：福畤、福郊”，分明是给王通立传才应有的格式。联系《旧唐书·王绩传》谓通“自有传”一语，我怀疑《王勃传》中这段传文，即是从原来所拟的《王通传》中，直接移录而来，未及改撰而成。《旧唐书》此例甚多，余嘉锡认为可能是刘昫后来编定《旧唐书》时，以为通为隋时人，不得已而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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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95 且王通传记，弟子家人称为世家，盖亦模仿《史记》列孔子为“世家”而来。然而此一体例，自班固《汉书》起，自后史书已无此例。王通虽为大儒，然非名臣，又非隐士，史书《儒林》、《儒学》诸传，所收实则多为经师；对于自成一家言的儒者，亦实难归类，（所以《宋史》为此另列“道学”传。）于《隋书》名臣、儒林、隐逸诸列传中，难于论列，恐怕也是通传暂被搁置，终致散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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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97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五卷本）述王氏六代家世后云：“国史、家谍详焉。”可见当时国史多载其父祖兄弟传记。初唐杨炯《王子安集序》曰：“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曰文中子。”(47)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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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199 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叹凤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於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始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君（王勃）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包举艺文，克融前烈。陈群禀太邱之训，时不逮焉；孔伋传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诗》、《书》之序，并冠於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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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01 吕才为隋末唐初人，与王绩、李播（李淳风父）“为莫逆交”；杨炯与王勃俱为“初唐四杰”，王通事迹著述当为亲见亲闻，言之凿凿，历历在目。而至宋，号称“博极群书”的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竟谓：“通行事于史无考，（今按：是公武失考，倘于史有传，则无须考矣。）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49)《通录》究系何书？所云是否诬妄？削书史臣复指何人？由于晁公武虽引其书，而自著《读书志》中竟亦不载，遂又多一层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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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03 《隋书》纪传部分由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所撰，序论皆为魏征所撰，最后成于长孙无忌之手，最大的可能就是因通弟凝与其结怨而被他删去。王福畤《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记其结怨始末，关系非轻：凝为监察御史，曾劾侯君集谋反，“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50)或以为文内仲父当系仲兄之误，或畤追记时，偶以己身称之。因系追记。故以大尉称长孙，亦不足为疑。今按，此书首段文字，当系福畤在王绩书信前所加的按语或小序，以说明事情的梗概。至“季父答书，其略曰”之后，方为《东皋子答陈尚书书》正文。学者失察，以为仲兄仲父混称而疑之，致令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亦因此未将其收入补遗。(51)考王凝劾侯君集事，时在武德年间，则不仅“事连长孙”，且亦危及太宗矣。其时太宗方当扩张势力之际，侯君集乃其心膂，劾君集，乃所以坏秦王之大事也。“由是获罪”者，岂独获罪于长孙，直获罪于太宗矣。而且，王通第七弟王静，“尝为武皇千牛”(52)。在唐代千牛卫为禁卫军中的亲卫。“掌侍卫及供御兵仗”(53)担任皇帝的宿卫和扈从，最小的官职为千牛备身，多选少年才俊担任。王静能够进身“千牛”，当是由陈叔达（武德时为宰相）、杜淹引荐。与兄王凝俱任职于武皇朝，为唐高祖的亲信无疑。及至改朝，皆摈而不用，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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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05 是以吾固曰“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者，太宗之意也。长孙删王氏诸传，盖有由矣。不仅王通，即是王度、王凝，也是有资格在隋唐史传中占一席之地的，然而都因此成为待考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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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07 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咏其事曰：“区区山泽间，道足开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龙战。空有济世心，生不逢尧禅。何必会风云，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传。”(54)批评《隋书》不载王通事略，是“俗史不知人”。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薛收《文中子碣铭》的发现，变得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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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09 余初意以为，《文中子碣铭》本随葬于地下，可能出土于清初乾嘉年间或更早的时间，清初钱大昕等人兴起搜辑金石碑刻文字，补正史传阙误之风，发现许多珍贵的史料。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能收入一些史、集之外的佚文，正是得益于此。此件碣铭已非初拓本。观其阙坏可知。余尝遍索历代墓志及题跋集、而原拓踪迹终未获睹。《全唐文》最大的缺陷，就是采辑群书、佚文不注出处。故此《碣铭》出土之时、地（是否为龙门万春乡）、人，尚待考索。2001年夏，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获读台湾商务印书馆版骆建人著《文中子研究》，其第四章《真伪考略》引元遗山诗数篇，(55)皆咏及王通之传经事业。归而复索之《元好问全集》，录与薛收《文中子碣铭》有关的诗两首，其一为《铜鞮次邨道中》，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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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11 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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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13 其二为《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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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15 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史臣补传久已出，浮议至今犹洶洶。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矼吾亦恐。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坚又勇。自言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冗。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留难仍从臾。悬知蜡本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竦。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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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17 前一首为节录，当是元遗山五十岁时（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自济源北归太原，途经铜鞮作。诗中自述其于少年时即已读到薛收《文中子碣铭》原石，至此已二十多年，当时情景犹经常形诸梦寐。（遗山于二十七岁时避蒙古兵徙家登封，则其读碑之年又在此前也。）由此可以推断《文中子碣铭》至迟当出土于金代中晚期（约13世纪初）。诗中明确告诫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由第二首诗获知“薛碑”当时藏于沁州山中。遗山于赞美河汾事业之后，高度评价“薛志”的价值，至比作汲冢“竹书”。并说：沁州被蒙古军打破之后，碑石尚在，因为深恐被人窃去建房修桥，所以不惜“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而且“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当众友得知弋唐佐已得“薛碑”蜡本时，(57)竟致“四座色扬神为竦”。当时学者爱碑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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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219 《旧唐书》载《薛收文集》十卷，早佚。赖《全唐文》收编此文，复得元遗山证实原碑出土时地，足释千古疑案，足为史学幸事，亦足为疑古过勇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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