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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通著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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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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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后佚；因不见用，而赋《东征之歌》。见载于杜淹《文中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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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歌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文帝闻而伤之，再征不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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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十二策的内容和大义，尚可于《中说》中考见，今引之于下以见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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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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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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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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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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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与门弟子的问对中，可以知道，王通《太平十二策》的基本内容为“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其理论根据则是禀承儒家的“三极之道”，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针对现实，统领全局，起元正始，大根大本，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目前朝廷应该规划制订或修正的战略方针及政策，可说是一篇广征博辨，理据通畅，论证极具理论性与现实感，又赋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鸿文巨著（巨著，以其分量言），若不其然，是不会令文帝“伟之”而“大悦”，甚至说：“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而使“思存管乐”之功业，才可冠世的薛收心折，让负有“名世之才”的房玄龄“请习”；得到“多识典故，聪辨多才”的杜淹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并为师立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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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谋策不见用而赋的《东征之歌》，则是一篇模仿屈原《离骚》体的诗歌，辞气高古而情真意切，感时伤怀有雅颂遗风，虽备极失群之音而能遗无尽之响。表示若世有皇王之道的王者出，还将“劳身西飞”，实际上已经暗示此次东归将不复再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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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据陆龟蒙《笠泽丛书》称）。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是王通于长安东归后，用九年时间，于讲学同时陆续完成。《中说》载其续六经的目的云：“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60)《续六经》初编共六百七十五篇。八十卷。初由王凝搜集，王通母亲携藏；至唐通子王福畤整理时、缺十篇。勒成七十五卷；孙王勃又补编并分别为之作序。唐末散逸。关于《续六经》著述的创作目的及方法的整体情况，于《中说》可以考见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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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朗篇》：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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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篇》：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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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篇》：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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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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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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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引文，可以明确地知道，王通之续《六经》就是要模仿孔子以述《六经》为职志，深恐孔子所传承的先王之道，失坠无传。由孔子总结的先王之道，即是《尚书》所谓的皇极大中之道，而这个大中之道又是无所不在的，大要体现于六个方面，正如王通自己所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又如董常所云：“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王通继孔子续《六经》既毕，遂终日徜徉涵泳其中，与诸生研讨讲论之，乐此不疲，以之为事业。后来他的学生姚义研究既深，遂亦总结出《六经》各自的特质及其学习的次第和方法。并且指出《六经》是环环相扣的整体，不可偏执；如果入门而不得其法，则容易步入歧途。门人有问姚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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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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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福畤撰《王氏家书杂录》，叙述《续六经》及《中说》的传授过程，记有其叔父王凝对《续六经》的总体评价，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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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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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续六经》阐明“皇纲帝道”，并涉及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是继孔子、自春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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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一之二：《礼论》与《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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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续六经》，有《礼论》《乐论》各一篇。均佚。儒家论礼、论乐之书之文，先秦多有。除《周礼》、《仪礼》专书之外，孔孟皆有论及礼乐之语；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所辑之大小戴《礼记》，收有春秋以来儒家全面论述有关典章、名物、制度及各阶层所行之礼仪；多处涉及礼乐之论，并有孔子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之《乐记》一篇；荀子亦著《礼论》、《乐论》各一篇，都是有名的篇章。不过王通认为大小戴《礼记》，所述多为礼之末节，故尔曰：“大戴小戴，《礼》之衰也。”(63)王通新著《礼论》、《乐论》，必有其足以超迈前古的见解与阐发，可惜均已佚失，不可得见其详。据王通自己所云其礼乐之论的主要目的为：“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其以礼乐之论以正历代之偏失，是可能的，但说“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则是自谦之言。因为礼乐是王氏历传家学，“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64)并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65)王通亦颇以礼乐自许，而不轻以许人。但又深知制礼作乐须逢千载一时的良机，必能遭遇明主，致身崇贵，方可取得制礼作乐的机会与条件。所以他认为在汉代以来的历史上，除诸葛亮之外，几无一人可以兴起礼乐，他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66)虽然其及门弟子皆一时之秀异俊彦，各有所长，但王通认为“若逢其时，（其位皆可）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67)。因为礼乐的精神极难把握，把握不好，就会陷入繁文缛节的形式之中，无法予以取舍损益。认为只有大弟子董常才有此资格言及礼乐的制作。所以“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68)王通的礼乐之论，虽不可得见其详，但无论如何，礼乐关乎政化的基本作用，却不应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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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尼子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还有一句非常重要，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69)亦即必须先知道乐为何而作，然后方可付之钟鼓弦歌，故曰末也。荀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又：“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70)及《周礼·大宗伯》所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71)礼乐交错为用，则可避免偏失。“礼别异”，主要是关于国家政制建设及约束统治阶层行为模式的大规范，“乐和同”，则主要配合礼仪调节各阶层关系，化解失调的人心性情，并同时兼有化民成俗的积极作用。所以说，礼乐教化，实具有和谐上下阶层关系并提升人们文化素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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