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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基本意义，用王通的话说就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贾琼则曰：“《礼论》《乐论》为政化。”(72)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兴起王道的基础和表征。如果朝廷重臣，“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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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礼乐之论，散见于《中说》者尚多，今检其尤要者，引之如下，以见其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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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礼乐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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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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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还，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北方质朴的学者，认为只要奉行仁义之道即可以了，哪还用得着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南方的学者则可能受完全接受玄学的思想影响，乃用肯定的语气引述阮籍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74)质疑于王通。王通曾说过：“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并有“礼得而道存”(75)之论。所以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王通认为这都已步入了歧途。毫不理解儒门教意，不知道先王的仁义之道，须表现为礼乐方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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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说·事君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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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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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王通论礼乐之方法论，一秉之于中道，隆礼而不害于义（适宜意），俭约而又足以表达礼节的敬意；不可为显示宽大，而一味废除肉刑，从而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君臣的衣著固然应该俭朴，但也不可失去尊严和威仪。一切都应从中权衡，取其中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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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不仅重视国家庙堂之礼乐，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士礼和家礼。这也应该是其《礼论》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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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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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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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王通家中即传有《家礼》一部，据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而知。书云：“月日，博士陈龛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封送至请领也。”(77)而杜之松之在《答书》中称赞《王氏家礼》谓：“微而精，简而备，诚经传之典略，闺庭之要训也。”(78)又据王绩《重答杜使君书》，知《家礼》为其祖父献公所著。在《答书》中，王绩应杜使君之请，对《家礼》作了相关论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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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为用，缘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节，凡圣之所异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报夫、父以正服也；理者，义也，此臣妾所以存大节而申君主以义服也。故夫正、义之作，殊情而共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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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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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常度情以处，断义而行矣。义可夺情，卫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义，宫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义殊也，情义均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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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之以情理论礼，有前所未有的议论。王绩亦尝受学于王通，并与诸君子游处。其论礼之文当与王通不殊，因录之以备参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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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精通乐理，善鼓琴，尝作《汾亭之操》。据《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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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枻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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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焉是知其世固多赏乐知音如钟子期者。此事亦可证之于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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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龟山》之流也。我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器相得，今便留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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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尚多载有王通论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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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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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以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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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乐而不淫乎？”子曰：“孰谓季子知乐？《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豳》乌乎乐，其勤而不怨乎？”(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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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乐的重视，不仅认识到其有裨于教化及与礼仪的配合作用，还从哲学的高度来领悟其中的哲理，如“和”的概念，盖出于此，所以古代哲人往往论乐。春秋时期，吴季札聘鲁论乐，一向被认为论诗乐的经典，而王通竟认为季子不知乐。可见其《乐论》必有其孤诣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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