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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三:《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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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诗》宗旨与其六世祖玄则《时变论》相一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中说》曾述及王通续《诗》的理由:“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83)《续诗》所收诗歌上自晋宋下迄周隋,“甄正乐府,取其雅奥”(84),以达“化俗推移之理”。关于《续诗》的起迄断代的标准,薛收曾有问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薛收认为孔子删《诗》,只取两周一代之诗歌,而《续诗》选诗,兼备六代,不知其故,是以有问。王通回答说:我怎么敢和孔子相比,但于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体会孔子的意思,以为只有经过这六代诗歌的始终演化,才能从中清楚地看出(即“所以告也”)其时代的兴亡演变之迹。其实,在王通这里,已经孕育着“六经皆史”的观念。王通曾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他是完全按照“述史”,亦即考察“兴衰之由”的原则来续《诗》的。至于《续诗》的体例与取舍标准,据王通说,则为:“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世;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又曰:“《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又与《诗经》相比较曰:“《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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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李伯药(李德林之子)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绪,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逹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86)是王通认为,“四声八病,刚柔清浊”,乃是诗歌之末节,作诗的主旨应该是“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故民间歌诗可以反映风俗,士大夫赋诗,可以抒发情志,圣人从而采之就可以观察到时代的变迁、政俗的良窳。总之,《续诗》是一部贯穿着王通文学观,对六代民歌和士大夫的诗歌兼容并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歌总集。至王勃整理后,实为三百六十篇,勒为十卷。王勃为之作序,可惜书与序,都已散逸于唐末的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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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四:《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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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书》宗旨与其四世祖王虬《政大论》相一致、目的在明“帝王之道”。所收诏命,起自西汉,迄于晋代。王通在回答《续书》为何不继孔子《春秋》自获麟后起始,而断自汉代的提问时,他说此一去取是因为“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并进而申论之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87)而自晋之后,南北纷争,四分天下五裂河山,中国进入了一个比战国亡秦更为纷乱酷烈的时代,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明帝王之道”、可为典谟的诏诰值得辑录称述,所以只能断自汉晋两代。杨炯说王通“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勃曾亲为《续书》作序,也说《续书》是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充。据其《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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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书》的体例及分类之依据,亦多见载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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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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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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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琼习《书》,至郅惲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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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引文可以知道,《续书》以义类所收的包括发自皇帝的四项:制、诏、志、策和来自大臣的七项:命、训、对、赞、议、诫、谏。还有按照严格检择的所谓“事”。如记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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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恽乃两汉之际一奇士,光武帝时,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90)。按,郅恽之上书事,於《续书》当属于“事”与谏、诫之类,文中子著之以表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的节概。《续书》同《尚书》一样,全书宗旨贯穿着一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自尧舜以来历圣所传的大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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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五:《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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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王通家学,据《中说》附录,王福畤《录关子明事》一文:“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古算,浮沉乡里,不求宦达。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王通高祖王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王虬以朗“道微言深”,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朗既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与关朗受帝之命共同著成《筮论》(原文:“且与卿就成筮论”。疑即传世之《关朗易传》)“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王通曾祖父王彦)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91)及王通力学,“考《易》于族父仲华”(92)。《中说》有《关朗篇》,王通称关朗“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93)是贤士之进退,关乎一国之兴废。关朗易学,长于占断,“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然而皆能“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94),“道微言深”,有本有原,非一般数术可比,不可等量齐观。王通禀承家学,自亦精通此道,其赞《易》也,当亦受此影响而与汉晋注疏之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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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赞《易》,对于经传(文王之经与孔子之传),服膺而勿失而叹美赞成之,故名其解易之书为《易赞》。并叙其著书宗旨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95)而对汉魏传易诸家持的批评态度。如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96)西汉“九师易”今亦不传,然就其后两汉易学而言,以注重象数而轻忽义理为主要特征,因而被王通认为《易》道至此而式微。但又认为,有其所阐述传授的基本资料和方法在,对于易道的领悟神会,还在于传习者其人是否能与之相契。所以也不能完全将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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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赞易,进而阐述易道及其所表现的功用和忧患精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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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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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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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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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述史篇,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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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所反映的即是“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至繁,而易道可以以简驭繁。因而是天下的至德要道。天下若逢有道盛世,怀揣这一至德要道的圣人,反而可以淹没隐藏于其中;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当董常问他道理何在时,王通说圣人之道已与治世的功用冥合为一,痕迹已经消失于无形,这难道不是隐藏吗?遭逢乱世,圣人出而拯民救敝,携贰(即是辅佐)天下以济时艰,圣人的作用因之而得到彰显。并说:“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以济世的泰山北斗自许,表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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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又一次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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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回答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因为其能以易理阐述天地之理,变人的一种自然存在而为自觉的生命。而且,人是这个天地之间的主体,是天地的精华所萃,灵魂所在。薛收因而悟出:以人道而修人事,则天地之道即在其中得到集中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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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易》为穷理尽性之书,主要体现为察往知来的智慧,是智慧的渊薮,事物运动的秩序。然而这种智慧,是不可以孤运独行的,必须接受仁德的制约,还必须乘时而动。倘若不能择时,复不能遵行仁义之道,则智慧之光就会熄灭,又怎么可以独行呢!其言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又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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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位,一向为《周易》所重,王通所重视的时与德,是与《周易》的精神相合的。据《中说》所载,文中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100)相时而动与守位不移,正是易道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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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不与,圣贤受困,面对逆境,王通独能泰然处之。有此定力,自然是为学之益。《中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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