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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三：《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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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诗》宗旨与其六世祖玄则《时变论》相一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中说》曾述及王通续《诗》的理由：“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83)《续诗》所收诗歌上自晋宋下迄周隋，“甄正乐府，取其雅奥”(84)，以达“化俗推移之理”。关于《续诗》的起迄断代的标准，薛收曾有问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薛收认为孔子删《诗》，只取两周一代之诗歌，而《续诗》选诗，兼备六代，不知其故，是以有问。王通回答说：我怎么敢和孔子相比，但于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体会孔子的意思，以为只有经过这六代诗歌的始终演化，才能从中清楚地看出（即“所以告也”）其时代的兴亡演变之迹。其实，在王通这里，已经孕育着“六经皆史”的观念。王通曾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他是完全按照“述史”，亦即考察“兴衰之由”的原则来续《诗》的。至于《续诗》的体例与取舍标准，据王通说，则为：“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世；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又曰：“《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又与《诗经》相比较曰：“《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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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李伯药（李德林之子）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绪，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逹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86)是王通认为，“四声八病，刚柔清浊”，乃是诗歌之末节，作诗的主旨应该是“上明三纲，下逹五常，于是正存亡，辨得失”，故民间歌诗可以反映风俗，士大夫赋诗，可以抒发情志，圣人从而采之就可以观察到时代的变迁、政俗的良窳。总之，《续诗》是一部贯穿着王通文学观，对六代民歌和士大夫的诗歌兼容并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歌总集。至王勃整理后，实为三百六十篇，勒为十卷。王勃为之作序，可惜书与序，都已散逸于唐末的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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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四：《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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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书》宗旨与其四世祖王虬《政大论》相一致、目的在明“帝王之道”。所收诏命，起自西汉，迄于晋代。王通在回答《续书》为何不继孔子《春秋》自获麟后起始，而断自汉代的提问时，他说此一去取是因为“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并进而申论之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87)而自晋之后，南北纷争，四分天下五裂河山，中国进入了一个比战国亡秦更为纷乱酷烈的时代，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明帝王之道”、可为典谟的诏诰值得辑录称述，所以只能断自汉晋两代。杨炯说王通“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勃曾亲为《续书》作序，也说《续书》是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充。据其《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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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书》的体例及分类之依据，亦多见载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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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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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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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琼习《书》，至郅惲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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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引文可以知道，《续书》以义类所收的包括发自皇帝的四项：制、诏、志、策和来自大臣的七项：命、训、对、赞、议、诫、谏。还有按照严格检择的所谓“事”。如记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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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恽乃两汉之际一奇士，光武帝时，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90)。按，郅恽之上书事，於《续书》当属于“事”与谏、诫之类，文中子著之以表彰郅恽在皇帝面前亦不肯挠法的节概。《续书》同《尚书》一样，全书宗旨贯穿着一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自尧舜以来历圣所传的大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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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五：《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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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王通家学，据《中说》附录，王福畤《录关子明事》一文：“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古算，浮沉乡里，不求宦达。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王通高祖王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王虬以朗“道微言深”，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朗既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与关朗受帝之命共同著成《筮论》（原文：“且与卿就成筮论”。疑即传世之《关朗易传》）“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王通曾祖父王彦）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91)及王通力学，“考《易》于族父仲华”(92)。《中说》有《关朗篇》，王通称关朗“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93)是贤士之进退，关乎一国之兴废。关朗易学，长于占断，“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然而皆能“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94)，“道微言深”，有本有原，非一般数术可比，不可等量齐观。王通禀承家学，自亦精通此道，其赞《易》也，当亦受此影响而与汉晋注疏之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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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赞《易》，对于经传（文王之经与孔子之传），服膺而勿失而叹美赞成之，故名其解易之书为《易赞》。并叙其著书宗旨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95)而对汉魏传易诸家持的批评态度。如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96)西汉“九师易”今亦不传，然就其后两汉易学而言，以注重象数而轻忽义理为主要特征，因而被王通认为《易》道至此而式微。但又认为，有其所阐述传授的基本资料和方法在，对于易道的领悟神会，还在于传习者其人是否能与之相契。所以也不能完全将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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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赞易，进而阐述易道及其所表现的功用和忧患精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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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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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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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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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述史篇，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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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所反映的即是“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至繁，而易道可以以简驭繁。因而是天下的至德要道。天下若逢有道盛世，怀揣这一至德要道的圣人，反而可以淹没隐藏于其中；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当董常问他道理何在时，王通说圣人之道已与治世的功用冥合为一，痕迹已经消失于无形，这难道不是隐藏吗？遭逢乱世，圣人出而拯民救敝，携贰（即是辅佐）天下以济时艰，圣人的作用因之而得到彰显。并说：“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以济世的泰山北斗自许，表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大丈夫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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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又一次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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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回答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因为其能以易理阐述天地之理，变人的一种自然存在而为自觉的生命。而且，人是这个天地之间的主体，是天地的精华所萃，灵魂所在。薛收因而悟出：以人道而修人事，则天地之道即在其中得到集中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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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为《易》为穷理尽性之书，主要体现为察往知来的智慧，是智慧的渊薮，事物运动的秩序。然而这种智慧，是不可以孤运独行的，必须接受仁德的制约，还必须乘时而动。倘若不能择时，复不能遵行仁义之道，则智慧之光就会熄灭，又怎么可以独行呢！其言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又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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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位，一向为《周易》所重，王通所重视的时与德，是与《周易》的精神相合的。据《中说》所载，文中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100)相时而动与守位不移，正是易道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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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不与，圣贤受困，面对逆境，王通独能泰然处之。有此定力，自然是为学之益。《中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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