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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81 初道衡见文中子于长安，退谓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于是备闻《六经》之义。”经常与师友讨论经义，攻《元经》并为之作《传》，今传世。在王门之中，薛收以文学著名，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竒，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222)收亦与王绩友善，其思想能够融贯儒道，如王通“季弟名静，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文中子尝谓“收也旷而肃”。思想旷达而风神整肃，也是儒道人格的完美结合。然其基本人格仍属儒家思想，如谓“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223)。向王通请益探讨更多的乃是经世济民之道，观其在危机存亡之际，能够一言而定大计，确也有过人的胆识。孔子所谓“一言以兴邦”者，亦仅见之斯人。生前此例尚多，无怪太宗谓其“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而婉惜不及以中书令待之。《山西通志》谓：“论者谓收学识列董常之亚，而轶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上云。”(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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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83 在王门中，堪“称俊颖”者，有十余人，追随文中子的时间较早而关系较密切者，尚有程元与仇璋。程元，绛州人。与薛收友善，文中子到绛州时，通过薛收引见而来，因服膺《续六经》之义，而投入王门。后王通许其德才“可以佐王”。仇璋是王通去韩城时，龙门关的守吏，通过程元和贾琼的介绍，遂决计弃官从学。董、薛、程、仇四位，投入王门的时间较早，因而在王通著述和讲授《续六经》时，得以参与讨论，教学相长，遂使大义“益明”。《中说》亦是在四生笔记的基础上，汇集而成。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225)惜乎年皆不永，惟薛收尚及建功立业。此外较早而著名的学生中还有贾琼和姚义，皆有高行异才，亦惜并皆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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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85 《中说》与王绩文中，所言及的河汾门人，除薛收之外，在隋唐之际，为大唐开国，立有不朽功业，位列公卿的名臣，尚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杜淹、王珪、陈叔达、温彦博等历史著名人物。后世往往因此致疑，其实皆有迹可寻，实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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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87 其中王珪是王通族叔，因遇祸而“亡命於南山”，在“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226)其隐居地太原祁县之南山即太行、吕梁山脉，于龙门河汾则称为“北山”。投奔王通门下从学时，也应包括于隐居期间。房、杜之来王门，正是通过王珪无疑。又，房玄龄与薛收亦为世交。《隋书·房彦谦传》载玄龄父与薛收父道衡交情甚笃，道衡“重彦谦为人，辞翰往来，交与道路”(227)。玄龄十八岁举进士，隋季“补隰城尉”，隰城距河汾不过二百余里；是时如晦亦以官卑弃职，且二人素负当世志，相约于河汾访友论学、投师问道是完全可能的。史载如晦叔父杜淹亦尝隐遁，当于此时从学王通。后事王世充，及洛阳平，论罪当死，赖如晦弟苦请方免。由房玄龄荐于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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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89 李靖，为名将韩擒虎之甥，早识兵略，为擒虎与杨素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丞。龙门为其之任赴阙必经之地，当于此时问道于王通。王通曾评价李靖曰“靖也惠而断”（阮逸注曰：惠物勇断）(228)，观其于唐初，讨平南北，每战必以仁义束众，宽贷战败敌属与民众，颇具儒将风范。与隋季名将多横暴滥杀者迥异；此与受教于河汾，有绝大关系。王绩所谓：“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229)正是指此诸贤。“吾家魏学士”，当是魏征在王门时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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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91 魏征为钜鹿曲城人，年长王通四岁“少孤，落魄，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230)。“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征归。”告子曰：“征，颜、冉之器也。”征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及去，谓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231)此处“逾月不出”者，是言其习《续六经》时，专志如此。至其“及去”，当尚有时日，《中说》载其与文中子问对十数条，皆非一时一处事，并随文中子观田言志（见《中说·天地篇》杜淹、董常与俱）。王福畤有《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文，记其叔父王凝述访魏征时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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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93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征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征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征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征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征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征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征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征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征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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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95 福畤所记，虽乏佐证，然亦难于否定其真实性。若谓王氏攀附公卿，此处何得借玄龄之口，自我贬损？《中说》载王通评价诸门人曰“玄龄志而密”（阮逸注曰：“志精而用密”）。(233)又载其曾向王通问礼乐，王通答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234)王通认为制礼作乐是一门极高深精微的学问，非止礼仪钟鼓之类的形式。所以非一般才德之士所能为。朱熹尝论及房、杜：弟子问曰“‘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來於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於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仿彿。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235)。“村宰相”是极而言之，史称如晦与薛收俱以文才见长，薛收卒后，列为“十八学士”之首。然其与玄龄等质实少礼文可能也是事实。（今按：观《语类》弟子问，房杜文集至南宋犹存，故可“观其书”，而证其“固尝往來於王氏之门”也。固者，殆无可疑之言也。）然而，董、薛早殁，历史的重任落在房魏诸人肩上。嗣后，房、魏奉诏在《隋礼》基础上撰修成《贞观礼》，于传统“五礼”，各有损益，又特加《国恤》部分。迈出儒家制度思想在大唐全面落实的第一步。《新唐书》又载：魏征“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236)。认为“《小戴礼》综汇不伦”，正是文中子的观点。《新唐书·礼乐志四》引“《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盖其旷世不常行，而于礼无所本，故自汉以来，儒生学官论议不同，而至于不能决，则出于时君率意而行之尔”(237)。唐太宗既平突厥，而年谷屡丰，“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征以为不可”(238)。并以国力尚未尽苏，东巡惊扰四方为理由。魏征虽未能尽传王通的礼乐思想，然观其所著所论，实亦无愧于师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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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97 温大雅（字彦弘）、大有（字彦将）、彦博（字大临）兄弟三人，初皆仕隋，“以父忧去职。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当于此时相与师事王通。彦博传谓：“其父友薛道衡、李纲常见彦博兄弟三人，咸叹异曰：‘皆卿相才也。’”其来河汾，亦与薛收为世交有关。温氏三兄弟相继成为唐朝开国元勋。李渊太原起兵时，温氏弟兄就直接参与密议活动，为李渊出谋划策。李渊曾对大雅说过：“吾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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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699 陈叔达为隋绛州郡守时，师事王通，与王绩过从甚密。“义师至绛郡，叔达以郡归款，授丞相府主簿”，“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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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01 窦威，曾任蜀王秀记室，结识时任书佐的王通，大业四年“坐事免”官，当于此时赴河汾从师。王通于窦威相知颇深，曾评其为“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与贾琼、姚义并受《礼》王门，《中说》载：“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240)李渊入关后，被任命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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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03 房玄龄、杜如晦和薛收，当时都投在秦王李世民府下。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唐太宗征战时参谋军机以及草檄露布等，多出自薛收之手。太宗尝曰：“薛收若在，朕当以尚书令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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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05 《中说》言及的王通门人，在隋末唐初身为军政重臣者，即有二十一位。如此多的名臣尽出一门，可以说在儒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之学者，信者有之，疑者亦有之。如：刘禹锡说：“游其门皆天下之俊杰”，“当时伟人，咸出其门。”(242)陆龟蒙《送豆庐处士谒宋丞相序》：“文中子生于隋代，（略）门徒弟子，有若巨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称师，受王佐之道。”(243)司空图亦信“隋大业间，房公、李公、魏公，皆师文中子”。(244)徐铉也说：“门人弟子如房、魏、李、杜辈，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245)皮日休《文中子碑》至比之孟子：“孟子之门人，有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绩、杜如晦、房玄龄。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246)北宋石介也说：“昔孔子居于洙泗之间，七十子与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轲则有公孙丑、万章之徒，扬雄则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则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韩吏部则有皇甫湜、孟郊、张籍、李翱之徒，随之而师，皆能受其师之道，传无穷已。”(247)阮逸《中说序》：“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髙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叠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248)阮逸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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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07 说王通为唐兴培养储备人才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只有勇于敢为谈王论霸的非常人才，方能在危机存亡之际，建立丰功伟烈的历史功绩。而拘于经义的儒生只能作些辅佐襄赞之举。在隋唐易代之际，我们看薛收在唐军面临窦建德和王世充两面夹击的危急情势下，所做出的知己知彼切中敌方要害的冷静分析和精到对策，真是胆略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太宗排斥众议卒用其策取得那一场对于平定中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决不是徒然讲说群经大义撰写优美书翰的儒生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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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09 前人有以文中子门人之中，竟有如此之多的卿相人才，因而致疑，是没有道理的。《中说》以及《文中子世家》、《王绩文集》中所提及的王通门人，如薛收、王珪、杜如晦、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都是北方才俊，最初的弟子又多为亲故世交。有其郡望地缘又有其名望人缘的关系。这些后来位至卿相的门人，出生地和后来任职及游历的地方，大都在河汾龙门方圆千里的范围之内，至多不过旬日的路程。何况龙门关是西去长安，东赴太原乃至冀辽的水陆要冲。无论进京考选，还是出使燕云，都要路出龙门。自然容易闻知王通在此附近“白牛溪”讲学，顺路拜访请益者，想必所在多有。因之而为王通的渊深博雅所折服，投拜门墙，留学纳质而为弟子者，想亦不在少数。王绩所谓“此溪門人常以百數”，“門人弟子相趨成市”者，信非虚语。加之王通讲学的特点，是于经疏传注之外，别辟蹊径，阐述群经大义，考论儒道大原，评鉴历代得失，指陈治乱之由。凡此种种，即使很多原来即是饱学之士，年辈长于王通者，对于这种新经学也是闻所未闻；对于当时出于积薪之上内外的情势也不能不深感忧患。三百年国家丧乱生民涂炭的教训，即将瞬间熄灭的南北统一文化振兴的希望，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问，解决自己对于经邦治国之道的困惑。正是基于如此社会需要、机缘巧合，河汾之学，于是乎应运而兴。王凝曾说：“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其事以苍生为心乎！”就是就河汾学派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势及其与之相适应学术特点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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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11 “河汾门下”群贤，既得际会风云，于是尽展才学，辅佐唐高祖、唐太宗平定天下，又辅佐太宗训致太平，造就了整个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太宗尝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249)房魏两位只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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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13 由此，我们可以下一结论说：当隋之末，在河汾龙门王通的周围聚集了大批为了拯世救溺，寻求治平之道的有为才俊，研讨天人之道，治平之术，谈王论霸，惟以苍生为念。在隋唐易代之际，从李渊起兵，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至“贞观之治”这段历史过程中，王通的门人弟子纷纷脱颖而出。因为同门相知的关系，应援汲引，逐渐聚集到一起。为易代革命和盛世奠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数之众、层次之高、作用之大，都为历史上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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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15 四、河汾学派的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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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17 王通在龙门设教，独树一帜，一变经师章句传疏的讲学之风，而以追寻社会治乱人生存在的终极大道为鹄的。王氏家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植根于儒家经典，阐发道统要义而紧扣经世致用这一主题。内圣而及于心性之论，外王则务为“王佐之学”。远祖幽茫，暂置勿论，只自其六世祖王隆以至王通可说已是“奋六世之余烈”，宏文钜制，历言“化俗推移之理”，“聖賢製述之意”，“帝王之道”，“王霸之業”，以及“三才之去就”之理，“六代之得失”之论。无一不是傥言伟论，而毫无一丝章句之学经生习气。使我们看到汉魏以来的儒学，除南北经学的差异之外，复不同于玄谈清流的，另一派经纶世用的滔滔激湍。此为王通学术的先绪，亦是河汾学派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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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19 薛道衡曾评王通及其家学的特点曰：“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至王通而“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经济之道”是经邦济世的实学，王通既尽传其家学，并以之教授群贤，所以能够为重新整顿社会人伦秩序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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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21 学究天人，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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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23 《中说》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反映王通思想特点的主要资料。弟子们在编述其书时首列“王道”与“天地”。可见标举王道，学究天人，是王通河汾之学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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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25 王通倡明天道，目的在于寻找人道亦即人间正道的根源。他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但又不仅是自然无为之天，天行的规律，法则，又恰恰是人为的规律与法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天人备矣”。这与原始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地道、人道不仅禀之于天，而且受天之统领：“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元气当然是天地间的正气，而天即是这一天地人间正气的最高统领。天之所以能够“天行有常”，正是其元气充盈的缘故。而人道能否正常运行，也应视人间正气是否充沛。“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人间世务的道理，皆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所以人生天地之间，就必须遵行天地之间的规律和法则：“天地之间，吾得逃乎？”故进而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所以要“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250)君子必须谙习和遵循天道的目的，是为“为民立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所谓学究天人，是王通亦即河汾学统的基石和首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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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27 天人之际，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而人道之中，王道又是起主导作用的首要价值。所以王通首先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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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5729 天人之际，最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最重要表现是王道。而王道能否推行，是道与势的统一，是德行与权位的结合。亦即所谓的圣人得位，圣人得居上位，才能推行仁政于天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的经验如：“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而当前的现实是：“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天下无赏罚，即是“仁义不施”结果，同时也是道势、德位分裂的结果。所以王通感慨地说：“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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