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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瑀于隋朝谏炀帝几致贬死，太宗毫不以为嫌，终以其智勇为唐朝开国做出不朽贡献。从中也可看出太宗识人的标准和倾向。一代圣明君主之所以能够创建三百年基业，首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是有其思想与人格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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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载太宗幼时，有书生语李渊曰：是子长成，“必能济世安民”，遂以命名。《新唐书》但谓“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没有语及少年学习的经历。后来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自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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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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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会要·修撰》载：“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群书治要》上之。”随文注曰：“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迄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征与虞世南、储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53)这可视为太宗对古代经史及“先王之道”的一次集中学习。实际上唐太宗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孝经》、《论语》、《文选》、《五经》，并曾师从名儒张后胤治学《春秋左氏传》，及即位之后，谓后胤曰“朕昔受大谊于君，今尚记之”。(54)是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而且颇知大义的。其谓“不精学业”者，只是学而未精之意，尤其于“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亦即对儒学的微言大义，不得要领。然据史书所载，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已屈节纳士，“锐情经术”，与群儒讨论天下大势了。于武德四年（621）开文学馆，召十八学士入馆，时人谓之登瀛洲，成为一时佳话。即位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55)。《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曰：陛下“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于古也”(56)。以武功平定寰宇，以文治治理天下，建树超迈前古的功业，也与其屈节纳士稽古好学的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宋儒真德秀曰：“后世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当战攻未息之余，已留情于经术，召名儒学士以讲磨之。此三代以下之无有也。”(57)隋末战乱，书籍散佚，太宗乃锐意求书，以魏征、颜师古等统其事，公府藏书，粲然大备。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太宗对儒术的推重和扶持。从前引“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的崇儒的倾向是如何地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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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统一中国之初，其时南学方炽，而儒学荒废。太宗想振兴儒学，必须从根本做起。贞观四年，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颜师古、房玄龄等考订五经，颁定于天下。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58)。他提出的方案，一是文字的订正，即文献学的重建；二是章句繁杂的删刈，即今古文与南北学之争的平息。所以宋代史学家范祖禹曰：“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59)。这些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工作，都是依靠籍籍群儒在短短十数年间完成的，不可不谓神速。这是太宗对儒学的一大贡献。《新唐书·儒学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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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訚訚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帝又雠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稡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儒梁皇偘、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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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自己“锐情经术”，还敦促诸子修习经史；广置学官，科举选士，表彰历代名儒，“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肯定地认为唐之盛世与其崇敬儒学、信任儒臣有绝大关系。观其文教之盛及所颁定的礼乐政法制度，即使称其为儒治社会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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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政教礼治思想博大精深，体用兼举，源流并重。尤其重视作为权力之原的帝王自身修养。其中对唐太宗影响较深的主要有：“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思想以及“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的伦理制度、仁义教化思想及“穷本极变”的礼乐思想等。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孔子所提倡的仁礼教化思想，经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二程、朱熹等人与时更革的发展变化，与封建纲常礼教融为一体，从西汉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在国家的政治伦理法律思想领域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将儒学全面落实到制度层面、广被渗透至各个领域者，却始于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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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太宗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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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身后留下的著作不多，这与他生前不主张臣工编他的文集有关。但从现有的著作及记载他言行的两《唐书·本纪》，尤其在史官吴兢编修《贞观政要》中，其思想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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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记载太宗君臣论政的史书，较详细地记述了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论政的对话及贞观年间政治上的措施，反映了唐太宗鼓励谏诤勇于纳谏的政治家风度和推重儒学的礼乐政教思想。贞观君臣论政的范围极广，从君道、政体、封建、贡赋、礼乐、刑法以及征伐和安边等国之大事，一直到为官的表现如贪鄙、公平，和教戒太子诸王、尊师敬道以及备荒、大赦等问题。对话每多引用儒家经典，以从中获取政治智慧。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唐太宗君臣取得的“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道教和佛教无法相比的主导作用，对有唐一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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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曾将太宗即位前后的社会形势作一比较，以显见其为政风格及其政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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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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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政教思想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其突出的表现盖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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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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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为一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也体现在“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里，同时更是蕴藏在其“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及防贪鄙的廉政观里。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他说“仁义积则物自归之”，并认为隋朝之所以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62)。太宗一生的志愿都在于推行“仁政”理想的实现。他曾在诏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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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隋之际，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邑里凋残，鞠为丘墟。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氛祲清殄，区宇平一。反浇蔽于淳朴，致王道于中和。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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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学说的关键是实行“王道”，而“王道”的表征即是中正和谐，亦即注重以德行而不恃武力，以仁义而不以功利，礼法并重，政清刑简，除暴安良，使衰世浇薄的民风复归于淳朴。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正是儒家这一传统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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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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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首篇开宗明义地记载了太宗君臣关于“君道”的论述。表述了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4)认识到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损害老百姓以满足君王的一己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65)另一处则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66)水之载舟，固然可喜，然水之覆舟亦甚可畏。太宗因发“民可畏论”云：“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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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水舟之喻，本是儒家的明训。荀子发挥孔子的“安民”思想，提出庶民安政，而后君子安位的思想。他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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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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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政者应该率先以礼义约束自己，“正人先正己”，是中国儒家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唐太宗对正人和正己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贞观元年（627），太宗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并且认识到欲“正其身”，不仅要警惕外物的影响，而主要是限制自己的“嗜欲”。于是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69)这是太宗谨记儒家教诲，并以历史教训为鉴借而发出的心得之言。春秋时代孔子曾说过：“修己而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0)战国时代孟子又提出“正君而国定”的思想，曾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71)荀子则认为，君子之言行，须“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表仪既设民知方”(72)。君王应率先尊礼守法，为民仪表，晷表正而后可求影直，使民知向方，而后可求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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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既为一国之表率，君王言行之正邪与否，将严重影响臣民行为乃至社会风气之良窳。帝王贵为一国之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天下安危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有见于此，太宗非常注意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73)。由此可见，唐太宗是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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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日常生活中戒奢尚俭，以身作则，反对奢侈淫逸，所以皇后妃殡，乃至皇亲国戚的生活也不敢过分奢华。史载，文德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74)，君王帝后的节俭，大臣也都自觉地效仿，在唐太宗的影响下，群臣百官清正廉明，生活俭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正是儒家的君道观，这种观念可以说贯穿了唐太宗的一生，正是他一生倾力实践儒家这种“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方能创建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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