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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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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刻的反省，唐太宗认为爆发隋末农民起义以及至今盗匪不止的原因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虽能积聚暂时的财富，带来的却是亡国之乱。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推行廉政，选用廉吏，以“使民衣食有馀”。用减轻剥削压迫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是唐太宗“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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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太宗与群臣论止盗，有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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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思考，太宗对君、民、国三者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总结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76)这与假富国名义，阴剥百姓以肥君的法家思想相去何啻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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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亦尝虑及实行郡县抑或封建制度，两者孰对巩固政权更为有利的问题。高祖思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因遍封宗室子弟。而太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两者孰对天下百姓有利。太宗继位之后，曾从容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以上两点，应该是太宗与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别家天下其形而公天下其实，与公天下其名而行家天下其实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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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是一种儒家德治观，它既是延续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薄其税敛”的主张，又是荀子“节用裕民”仁政思想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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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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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77)，贞观十三年，又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78)。唐太宗与魏征论用人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79)并废除了诸王与勋贵子弟世袭刺使的诏令，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80)高度评价了唐初官制与善于择人的举措，以及人才辈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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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培养出人才，最好途径是兴办学校。因此，唐太宗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唐太宗为此“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81)，学官即教授特别是京师各学（包括弘文馆）的学官大都是“天下名儒”，生员所习科目为儒家经典，有《论语》、《孝经》、《礼记》等九经。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他“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又扩建校舍，“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并增加博士和学生的数额，“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同时规定“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这一系列措施，就造成了尊崇儒学的氛围，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周边的高昌、吐蕃的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学习。于是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82)的博大恢宏的局面。贞观年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儒学的复兴时期，唐太宗为儒学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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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与儒家“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说：为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强调“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83)，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来任用、考核、赏罚各级官吏，实现了所谓的贤良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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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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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唐太宗以勇于纳谏著名，而魏征等亦以敢谏而垂名青史。魏征、王珪本为太子建成阵营，太宗登基后皆能待之不疑，说明太宗不仅有纳谏的勇气，还有容人的雅量。容人与纳谏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惟有如此，方能建构成君臣一体，君相共治的开明政治。《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太宗与大臣朝会的一次对话，颇可说明此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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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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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一代明君，不仅要容人纳谏，还要广开言路，兼听而慎择，方可避免“壅蔽”，而使上下之情得以畅通。“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85)，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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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谏如流”(87)，他不仅兼听纳谏，广开言路，而且还主动求谏，如向众臣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88)，又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89)。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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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90)。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有谠言直谏，可以施於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91)。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92)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93)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敢谏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绝非偶然的事情，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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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是儒家的谏诤观，它既是一种儒家“君使臣以礼”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的良好体现。太宗后来在《帝范》中总结帝王必须纳谏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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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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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诫后世君王“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要在朝门外设立登闻鼓和诽谤木，以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下情上达，方能光泽普及民间。太宗接着又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者何以为昏君及其危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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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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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描画了昏君的情态及其后果，教训子孙引以为明鉴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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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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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致灭亡。”(95)同时，唐太宗认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智，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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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官员贪财聚敛，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96)。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水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官员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官员的自律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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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他还认为“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并作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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