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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倡导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同时认识到权力约束，首先要自我作始。尝诫为君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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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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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谙历史兴亡，不知民间疾苦，是难于总结出如此深切的教训来的。并进一步指出“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所以“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99)。只有如此“防其害源，开其利本”。厉行“节俭之德”，自我作起，才能导致“风淳俗朴”，而天下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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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太宗的礼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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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本质上也是一种儒家的仁政思想，它体现在“礼别异，乐和同”，即承认差别性而又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礼则表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对人（包括庶民）的尊重和约束；乐则体现了情感的疏导与“和乐”的精神。礼制的森严化与音乐的神秘化是对礼乐精神理解的偏失。这在贞观一朝都得到了纠正。表现为对前朝礼制和礼学进行总结性研究而修订的《贞观礼》与《开元礼》；以及在对音乐关乎盛衰新认识的基础上而制订的新乐。儒家关于“乐与政通”的思想，在《礼记·乐记》中是这样表述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00)。音乐首先是人之情感于外物（包括政）的自然流露和抒发，同时也不否认其对人、社会乃至政治的引导亦即反作用。所以可通过“审乐以知政”；如果过分强调其反作用，自然是一种偏颇。于是魏征提出“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音乐思想，得到太宗的赞赏。太宗的刑政思想表现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与“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并反映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的儒家法律思想。由于太宗率先守礼，君臣士庶相待以礼，临民务存宽简，终于达致“人识礼教，治致太平”的盛世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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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礼乐文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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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之后，贞观君臣根据“礼缘人情”的原则，重新制订了“五礼”及官制、朝仪、婚姻等礼仪制度。进一步清除门阀观念和佛道影响；尊崇儒学，树立仰慕建功立勋，“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的社会风气。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诏令公主下嫁，及士庶婚姻，皆须备行礼敬舅姑；僧道亦须遵行敬拜父母之礼。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又尝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101)太宗的礼乐观完全是尊重风俗，遵行正道出发，因而反对拘忌阴阳，不顾礼仪的行为。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等修《贞观礼》成，太宗乃作《颁示礼乐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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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固以同节同和，无声无体，非饰玉帛之容，岂崇钟鼓之奏。日往月来，朴散淳离，淫慝以兴，流湎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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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於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於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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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诏文集中地反映了太宗的礼乐观，“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贞观礼》对礼乐的修复、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更便于辅助“富而后教”的施政方针，实现“人伦之化”的社会秩序。太宗对礼乐教化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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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又尝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103)太宗认为遵行正道，以民为本，使天下富足，则乐在其中，自己何必非要听管弦、事游猎（畋猎属于军礼）才算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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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乐尤其是雅乐的改订，贞观之初，曾有过一次讨论，据《贞观政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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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祖孝孙奏上雅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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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赞同杜淹所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而赞同魏征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认为，音乐具有感动人的力量，但音乐感动人的根源不在音乐本身，而是人心所赋予的。将亡之政，其民必苦，苦心所感的音乐则必悲苦，同样的音乐，治世之下的欢者听了却会很娱悦。隋代灭亡，即使更改了音乐但改变不了其亡国的命运。如果现在演奏隋朝旧乐，唐人听了也不会像隋朝的百姓那样痛苦。这种类似“声无哀乐论”的开明音乐思想，为盛唐音乐风气的开启，奠定了比较清新宽松、博大宏阔的主流文化基调。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在“乐与政通”的理论上，唐太宗与历代制乐者是相同的，都承认“乐”与“政”有着决然密切的关系。只是在乐与政二者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上，唐太宗与其他制乐者历行的“节礼乐”、“放郑声”不同，他认为乐舞曲调的哀乐，无关乐舞本身，而在于百姓的安与否。有礼有德，是唐太宗制乐的基础，也是唐太宗的为政之道，他认为有礼有德才能民安，民安则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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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人和，不由音调”是一种重视民心向背、民贵君轻的儒家仁政思想，是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105)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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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晚年著遗范子孙的《帝范》一书，中有《阅武》《崇文》二篇，从知唐代文治武功之盛，盖有由矣。其《崇文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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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括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惟学乎？此崇文之术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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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竿”“括羽”句，是说人的材质即使直如可以制箭的吴竹，然而不为其配饰上华美的雁羽，仍然难于成为射必中的良箭。其中也隐喻着文治武功之不可偏废。然后笔锋一转，继续论述文治与武功，“斯二者，递为国用”的道理。“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可见唐太宗定礼制乐，兴复儒学（学校）目的就在于“宏风导俗”，并教训子孙说，这是“端拱（端坐拱手，清静无扰）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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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曾巩《唐论》总结唐太宗的功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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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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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自文武周公已来，惟太宗一人而已。欧阳修亦在《新唐书·太宗本纪赞》中评价太宗曰：“盛哉，太宗之烈也！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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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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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本只论唐太宗的政教思想，不及其余，然有一事涉及关于太宗的道德评价问题，无可回避，故试论之。这是件有关太宗“杀兄夺嗣”的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史实皆有考辨与订正，惟于此事则似有回护，给太宗以全部肯定；宋代大儒朱熹，则持相反意见。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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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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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亦可见宋儒辨义利公私之严，可谓诛心之论，然其于史事多有不合。必欲衡史论人，当以两事为准则，一是必须考订、尊重史实，二是选择评价标准。史事失考，则无的放矢；至若标准，可以随意，但须说明，不然令人困惑，不知依据何来？徒淆视听。比如选择放弃传统标准，完全采用功利观点，则说“杀兄逼父，全无所谓，不必争论，只看太宗历史贡献可矣”。如此，则夫复何言。如尚不欲尽弃伦理标准，则此一事实或罪名成立，不惟此事有失孝悌，前后所为亦将大为逊色。前之所为全为功利，后之所为尽为伪饰矣。（伪饰亦有其客观效果，故曰“逊色”，而未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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