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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并后之史书考之，高祖举义之前，太宗就已喜接儒士，起兵之后所纳又多为大儒王通弟子，恐非尽为利用而已，实有意气相投之处。倘使其所为尽为一己功利，诸儒肯从之乎？天下肯归心乎？此不足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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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之误，在于将建唐之功，尽归之太宗，而失考于高祖整体谋划，全局指纵以及建成初始之功绩。高祖平定天下，太宗确有盖世功劳，为高祖所首肯，远为建成所不及，故王珪、魏征有建功固位之议。然而机会不再，且此事非短期可成，又素未储备人才，出征还须从太宗处征调将佐，如何可成。加之元吉与其协谋，各树党友，“共倾世民”，于时又有高祖易储风闻，“益不自安”(110)。于是由嫉妒而生怨恨，由怨恨而生恐惧，由恐惧而动杀机矣。因而屡设阴谋暗害太宗，引起太宗警觉，诉之于高祖，高祖出于无奈，亦仅责之而已。建成不思悔改，竟然外结庆州都督杨文干举兵欲行篡杀之事。败露之后下狱，将置之罪；高祖令太宗伐杨文干，而许以太子之位（非以利啗之，除其后虑也）；两事皆因后妃辩护而作罢。太子建成此谋若成，则悲剧必有过于“玄武门之祸”矣。是时太宗方有“待其先发而应之”之议。事既败露，太子犹怙恶不悛，继续加害，先是招之夜饮，太宗不疑而赴，竟鸩之以毒，至此醒悟；又密结高祖近臣与后妃，使谮陷世民于上前；最后与齐王元吉设谋，让元吉请命出征，借世民率从前来饯行之机，一网打尽。是不置之死地不能止矣，兄弟之情至此已绝，势同水火，即使将来登基亦必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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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危机之际，秦王世民方与幕僚密议，而有“玄武门政变”之发。实出无奈，于不得已而为之，终不至于甘为枉死之鬼。纵使太宗自甘坐以待毙（即不“顾身”），天策府那些曾遭太子与元吉陷害，智倾一世或勇冠三军的僚佐，其肯甘心乎？恐将自专矣。届时真将祸不可测，太宗能无虑之乎？岂云为：“为官属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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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残当然是人间悲剧，而高祖实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前本有几次妥善解决之机会，皆议而不行，遂使矛盾日益加深，以致酿成大祸。倘能果决行之，建成不能继续施其阴谋，犹可保全禄位，不至罪及全家；然其竟于三子功过是非之间，不能决以公断，牵于骨肉之情，妇人之仁，小不忍而终乱大谋。终于导致两子丧命，而使太宗蒙杀兄灭弟之憾。惜乎一世英明，而黯于谋家。其后，高祖虽对太宗有“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语，实为安慰，亦以自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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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子所云“比周公之诛管蔡”。本为太宗自喻之言。太宗见《太宗实录》所记“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足见太宗之心胸坦荡。而朱子不许，将其事拟之“郑伯克段于鄢”，归罪太宗，似是而非。郑伯为兄为君，而段为弟为臣，主动权全在郑伯，郑伯不早予弟以惩诫，期其悔改，而竟纵其所为，以便待其满盈而声罪除之。用心之险恶，言之齿冷。而太子建成为兄位上（皇储）；太宗为弟位下，完全没有主动权，只有禀上公断而已。高祖对此事危险性估计不足，一再优柔寡断，不惟置太宗于险地，且亦导致事机于无可挽回。恐非牛致功先生所谓：心中早有成算，“放手让双方互争高低，以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持与拥护”(111)。试以常情推之，可以想见闻变之时，高祖之震惊，及其后之懊丧不已，实已无心问政，故于不久即行禅让之事，自为太上皇，非逼之也。而非朱子所云“只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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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最终还是肯定了唐太宗，曰：“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頓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112)此论所见极是。及其回答学生“王、魏教太子立功以结君，后又不能死难”之问时，又忘记此一原则，竟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一方面肯定王、魏之刚直，一方面又责其只见功利，前后不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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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魏征之事太子，本受王命，非可自择，职责所守，不得不忠于其事；至于不能死难，应可方之于孔子之论管仲，管仲不死公子纠之难，而终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3)王、魏之学，本属河汾学派，其学非不讲义理，然其义理终须落实为经世致用，此亦为与太宗相投之处。其师王通并不一概否定功利，而是给予有条件地鼓励。观王、魏之谏诤，说理处何尝缺乏义理？正因为不拘小节小谅，所以能助成太宗贞观之治，致君为一代明君，而自己亦为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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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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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荫楼《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孔子研究》，1990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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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金伟、孙钰华《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6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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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魏征的谏诤精神与政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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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今河北晋州）。少年孤贫，然其家世十分显赫，先祖为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曾祖父魏钊，北魏义阳太守、陵江将军。“雅性俊辩，博涉群书，有当世才，兼资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间。”曾随北魏世祖南征，“师次淮南，诸城未有下者。钊乃进曰：‘陛下百万之军，风行电扫，攻城略地，所向无前’”，“但陛下卒徒果锐，杀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怀惠”，愿只身入城，晓以利害，示以诚信。世祖壮而许之。敌军果然开门出降，“自此而南，望尘款附”。世祖谓钊曰：“卿之一言，逾于十万之师。扬我信义，播于四表，实卿一人之力。”又令钊统兵，所当无不摧破，军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谓群臣曰：“中国士人，吾拔擢咸尽，文武胆略，未有若钊俦。”加授建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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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长贤，北齐著作佐郎。河清中，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贬上党屯留令。亲故以长贤不相时而动，或为书以相规责。长贤复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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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虽固陋，亦尝奉教于君子矣。以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负鼎俎以趋世，隐渔钓以待时，操筑傅岩之下，取履圯桥之上者矣。或有释赁车以匡霸业，委挽辂以定王基，由斩祛以见礼，因射钩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侮，甘心于苦节者矣。皆奋于泥滓，自致青云。虽事有万殊，而理终一致，榷其大要，归乎忠孝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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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训仆以为子之道，励仆以事君之节？今仆之委质，有年世矣，安可自同于匹庶，取笑于儿女子哉！是以肠一夕而九回，心终朝而百虑，惧当年之不立，耻没世而无闻，慷慨怀古，自强不息，庶几伯夷之风，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谓仆干进务入，不畏友朋；居下讪上，欲益反损。仆诚不敏，以贻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愿得锄彼草茅，逐兹鸟雀，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以没九泉。求仁得仁，其谁敢怨？但言与不言在我，用与不用在时。若国道方屯，时不我与，以忠获罪，以信见疑，贝锦成章，青蝇变色，良田败于邪径，黄金铄于众口，穷达运也，其如命何！(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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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贬谪，他人皆为怏然不乐，而长贤独处之怡然，不屑怀抱，为人所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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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世传儒业”，受父祖忠勇正直家风的影响，虽少年孤贫，然而“落拓有大志，好读书，多所通涉”。隋末，王通的弟子薛收游于河北馆陶，适与魏征相遇，结为好友，并随薛收来到河东龙门，向王通求学。这次求学经历和结识的众多好友，对他后来仕唐，产生了重大影响。(115)不久回到故乡，时逢战乱将起，乃假扮道士，参加瓦岗起义军。尝进十策说李密，不能用，后果致败。随李密降唐。自请安辑山东，说降李勣，但不久陷于窦建德军。建德败，复得入关，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乃请安辑河北讨伐叛乱以建功布德。及太子败，秦王责征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忠直，并无恨意。当时太宗身边重臣多为魏征河东同窗，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至此必有人为魏征与其同事太子的王珪说项。始得太宗宽宥，并加以任用。此事可证之于数年之后魏征与太宗的一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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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平，太宗宴两仪殿，叹曰：“高昌若不失德，岂至于亡！然朕亦当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庶几获安也。”征曰：“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桓公请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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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随公子纠自鲁归齐，争夺君位，路遇同是回国争位的公子小白，被其射中带钩，险些丧命，结果公子纠被杀，管仲也成了战俘。幸为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救护和力荐，始得齐桓公小白的赦免与重用。值得注意的是，鲍叔也是被救护者的旧时相知好友。当时保荐魏征者，由于史书失载，已经难以确指其人，然其为魏征故人当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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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后，河北州县素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者不自安，潜伏叛乱危机。魏征白太宗曰：“不示以至公，祸将不可解。”太宗因遣其安喻河北。路遇押解入京的太子、齐王旧属，即传诏命，一概释放，然后奏闻。奉使还京，对其日益亲近，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魏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尽展底蕴无所隐，前后凡上二百余封奏疏，无不剀切时事，甚合太宗心意。于是官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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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魏征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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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征评理之。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魏征因而又言：“旧律令（指《武德律》）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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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尝诏令狐德棻、岑文本、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李百药等儒臣撰修南北历代史志；太宗复诏魏征受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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