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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又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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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见魏征日渐宠信，因加毁谤，谓其结党营私。太宗使温彦博按讯，知其失实。但为示至公，仍然对太宗说：“魏征身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之。”因命彦博责备于征。征向太宗谢罪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可置心至公，而专重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太宗矍然而悟。征复顿首称谢曰：“愿陛下俾（使）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太宗曰：“善。”因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征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工）、鮌（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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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承大乱之后，一般皆主张治乱世宜用重法。太宗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征曰：“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太宗曰：“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邪？”答曰：“此不为圣哲论也。圣哲之治，其应如响，期月而可，盖不其难。”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对，然心以为不可。太宗纳之不疑。其后果然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太宗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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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能因直言极谏成为一代名臣，在于其能得君，太宗若庸暗不明，则魏征非死既去矣。一次宴丹霄楼，酒酣，太宗因谓曰：“魏征、王珪昔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然征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征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太宗曰：“当时但即应之，然后另外陈论，难道不可？”征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契所以事尧、舜也。”太宗大笑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121)由此亦可见太宗之大度开明，君臣相得，情态感人，古近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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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历劝太宗以亡隋为鉴，省刑节俭，尝曰：陛下“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邪？”太宗惊为未闻。又引《书》《礼》劝帝：“明德慎罚”，“惟刑之恤”。“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所与，天下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或由喜怒，或出好恶。喜则矜刑于法中，怒则求罪于律外。盖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于威怒，则专法申、韩。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锲薄之风先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张汤轻重其心而汉刑以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顷者罚人，或以供张不赡，或不能从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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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平日久，太宗亦不免渐生骄慢，对魏征事事谏阻，难免厌倦。据《隋唐嘉话》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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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公尝拜扫还，谓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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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之初，太宗导人使谏，又有魏征作榜样，当时上封事谏疏者渐众，或不切事，太宗厌之，欲加黜废，征复谏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恣其所陈。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于政。”太宗悦，皆劳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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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所上谏疏，随事指陈，率皆类此，太宗亦皆予以接受改正，遂致政治清明，渐臻盛世。一日，太宗谓群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太宗尝问群臣：“征与诸葛亮孰贤？”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非征可比。”太宗曰：“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给予魏征以至高的荣誉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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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谏疏最著名的是《十渐不克终疏》，疏奏，太宗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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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病逝之后，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形诸梦寐。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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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谏诤的特点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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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是以其刚直敢谏，而成为一代名臣，彪炳史册的。事君敢谏固所难能，而史不乏其人，善谏而能令君采纳，产生实际效果，则犹为难能可贵。太宗之勇于纳谏，为历朝所罕见，然而尚有盛怒拒谏之时，况昏庸之君，触其逆鳞，不惟禄命难保，善谋见弃，即使置身家于不顾，终亦无益于国。故以谏诤说君，自古称难，韩非子为此而著《说难》，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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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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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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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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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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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论谏说之难，大多出于身家性命之利害考量，并未加以仁德至公之义理辨析。然其揭示事君谏说之难，实亦多中肯綮。遭遇昏暴之君，忠谏之难，固不待言；遭遇圣明之君，谏说亦非易事。要使君主察纳，不仅需要阐明大义，指陈利害，还要讲究些谏诤艺术，使君主翻然省悟乐于采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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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认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此谏说者不可不知也。如遇暴虐之君，非置生死于度外者，则无人敢谏；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皆有所谓“逆鳞”，韩非子则教人如何“无婴人主之逆鳞”，好为名高的君主，则说之以厚利，好求厚利的君主，则导之以名高；如不谙谏说之术，则有七种导致“身危”的结果。其说全为身谋自全计，而丝毫没有公忠体国的意念，完全是纵横家揣摩人主的辩说之术。这当然都出自其以“法术势”为主旨的法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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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所以能融合百家，在于其在以仁义为基础的原则下，尽取诸家之长。此亦为河汾之学的特点，魏征出自王门，又复“多所通涉”，观其谏疏，既有纵横家的雄辩，又不失儒家的忠谏之规，完全不顾得失，亦不揣摩人主，但以启悟君主，利于致治为鹄的。即使得遇明君，其于政理，间或有所不明，于事或偶有所失。欲以谏疏启悟之，则必须晓以义理，陈以利害，运用一些谏说艺术，务使君主感悟，以便乐于纳受。至若情势紧急，仓促之间，亦必据理力争，置个人生死得失于度外。魏征的谏诤艺术的特点，大略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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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向以公忠刚直著称，所以其谏疏往往直言无隐，但多不激切，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并不反对激切，认为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要的。尝应对太宗欲贬斥群下的谏诤封事（只写给帝王一人看的奏疏），甚欲治以“讪谤”之罪，魏征当即谏诤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心”(125)。“激切即近诽谤”。终使太宗太宗回心转意，非但没有处罚，反皆给予赏赐。魏征自己在仓促危急之间，进尽忠言，亦难免有“激切”之时。史称“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议者谓贲、育不能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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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欲扩大兵源，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魏征认为不可，太宗不听，执意征召，魏征始终谏阻，拒签敕令。太宗盛怒而召征质问，魏征从容不迫正色应答：“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又抓住太宗“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然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反责太宗。太宗愕然未省何故，魏征历举其事，其一即为曾经敕旨赋役纳讫的人丁，不更征取。然而散还之后，方更征收；即已纳赋，便点入军，何以取信于臣民？“百姓之心，不能无怪”。且“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停止征兵中男之举。魏征谏君，不惟善于说理，而且敢于指陈君主前后矛盾，以使君主省悟而纳谏，可谓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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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博通经史，谙习典故，故能于谏疏中引古鉴今，广征博喻，寓是非义理于其间，使人一闻便知得失利害之所在。如对太宗君主明、暗之由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127)引据历史，兼以阐说义理，以进一步启沃人主。如曰：“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倘若“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又说“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128)；“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犹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129)，以比喻说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久后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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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今昔对比，以提醒君王勿忘前言往行，其于《十渐不克终》开篇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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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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