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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述太宗帝业肇开之时的嘉言懿行，简直可以拟于往圣，看似颂扬，而实为便于今昔对照，揭示前后矛盾，使人无可辩驳，惟有自愧而已。于是在赞扬之后，笔锋一转，指出十项今不如昔，渐不克终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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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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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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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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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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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言辞犀利，虽不失于臣下礼节，实无异于声罪致讨，使君主无所逃匿。而后指出一条惟一出路，亦惟有洗心革面，一意遵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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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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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之谏太宗，虽性属刚直，而言辞极尽委曲，寓刚于柔，直辞正谏；由于帝王的言行，关乎国运的兴衰，只要发现太宗的过失，无不竭思尽虑，倾诚开导；讲求谏诤艺术，无非为了感悟人主，增强说服力，使其乐于接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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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疏奏之后，太宗手诏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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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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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之所以堪称圣明君主，不在其聪明绝伦，亦非因功高盖世，而实在其能知过必改，勇于纳谏。由于太宗的导臣以纳谏之风，方始训致清明之治，造就魏征等一代忠谏无隐的良臣。使前朝之佞臣，亦转而变为忠良。如太宗初即位后，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司马光因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131)可谓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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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明政理之君主，亦往往临事任情处断。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虑囚认为罪不当死，太宗许之。后因泄露圣旨，据律罪不致死，太宗竟盛怒而处以极刑。旋即悔之，谓群臣曰：蕴古“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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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虽然有此清醒认识，然遇事仍时有过犯，刑滥之风，未能尽革。魏征虑其势将造成更为深远的不良影响，乃于引经据典之后，直斥刑赏不公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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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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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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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人自安的刻薄社会风气，实因帝王逐渐养成而不自觉的骄侈习性所致。古人所谓“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并非说说而已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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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谏疏深为太宗所嘉纳，在魏征不懈谏诤诱导下，太宗对政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尝谓臣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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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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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谏疏多达二百余封，率皆直言正谏，委曲尽意，循循善诱，情辞感人，启沃圣主之心，使之乐于纳受。魏征逝世后，太宗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尝遣人至其家中，得未完遗稿书一纸，指陈君主易于致误之事数端，太宗览后曰：“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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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谏疏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即包括劝导太宗罪己纳谏，主张上下无隐，君臣合德，以资共治。乃引据历史而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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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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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陈太宗倾年每不能遵行其旨，有违初志。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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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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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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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览后手诏答魏征曰：“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不仅采纳魏征的逆耳忠言，而且后厚予赏赐。恢复了昔日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明君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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