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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敢谏善谏，太宗勇于纳谏，复能知过必改，君臣际遇，虽云千载一时，但毕竟对后世产生深远而良好的影响，实不愧为千古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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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政治理念与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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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属于儒家学者，曾问学于王通门下，与唐初名臣薛收、王珪及房、杜有同窗之谊。此一事迹虽为正史所失载，诸贤文集又皆散佚，然于《中说》及《王绩文集》尚可概见，应无可疑。且征之思想议论多有与其师相同者，如王通认为“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135)贞观中，颜师古与百官屡请封禅，太宗許之。魏征谏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令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136)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河汾学派的观念，自与诸儒不同。如姚思廉主撰梁陈二史纪传，尚多天命、人事并重之论，而魏征为之撰写纪传后论，则略天命而重人事，有人事即天命的思想倾向，与王通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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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魏征曾为道士，言论中又每有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便以为其思想来自道家，这是不正确的认识。首先，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早被孔子所吸收，并以垂拱而治为理国致治的最高境界。尝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又有名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7)包咸注曰：“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与老子的区别处，在于认为无为是难以企及的，“尧舜其犹病诸”。主张现世必须以仁与礼来治理天下。其实老子论治道，也不排斥有为，如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38)庄子后学进一步引伸发挥老庄的思想，论无为有为的关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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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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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君主无为而能“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此处上下同德的意思，不是“同心同德”之德，而是老子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之德，老子上下不同之德，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此处则反其意而论之，而含义亦已不同，应解为性行，(140)方始切义。近于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惟有上下不同而和，无为与有为并用不悖，方能臻于至治。有为本是儒法两家的思想主张，至此而为庄子后学吸纳。刘笑敢认为：这是因为庄子后学“对儒法两家比较宽容，并有所吸收和肯定”(141)的结果。法家韩非则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明君无为”，“臣有其劳”(142)。孔孟的君臣论，则与道、法全然不同，孔子以“君臣以义合”，为儒家君臣关系定下基调，“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反之则去。事君应该“勿欺也，而犯之”(143)；子思则明确表示：“君臣，朋友其择者也”。甚至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44)孟子则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斥责“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的行为，主张“说大人则藐之”，以帝王师的姿态和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训导君主；对待怙恶不悛，拒谏饰非的昏暴君主，则可采取“放”、“易位”甚至“诛一夫”(145)等手段。自孔子传《易》以后，儒家无不赞成在生灵涂炭的情势下，效法“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诛除暴君、解民倒悬的最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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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大一统确立，君主集权，易君则罕有其权，忤君或身先见诛，儒家君臣观，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始终以孔孟观点为基础，但已对道、法君臣观开始吸纳，作为补充，以适应现实。忠君易以法家绝对尊君为主要形式；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也成为“致君尧舜”，亦即勤政与谏君的原则之一。倘若遭遇昏暴之君，则非贬则惟有待机辞官而已。或谏或去，继之以死，似乎已成为坚守儒家君臣原则的惟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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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一向坚持孔子所创立的仁政与礼制。仁礼思想体现了人道与秩序精神，体现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仁礼精神后经孟荀分别加以深入系统的论述，遂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基点。推行仁义礼乐，奉行中庸之道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因此，中与和便成为实现仁政礼制的标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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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民本治国，基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认识，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太宗与魏征采用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形象说法来表述这一思想。礼法并举，重礼轻刑；德政与德教并举等等，也都是人道与民本思想的具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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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博学善思，能够灵活地运用儒家的政治原则与择君标准，在坚守儒家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地吸纳道、法及百家的治国理念，丰富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并非完全倾向于道家观念。这些都可以从其谏诫太宗的谏疏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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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诚信，国之大纲的理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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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论政，首以德、礼、诚、信为治国之大纲。因为与治国成败关系最大者，首先是帝王国君；君主为国家权力之原，掌握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权，即使以德礼临政，而不能以诚信莅民，为臣仍将无所措手足，更无法有所有为；百姓亦将深受其害，渐生叛离之心，如此则将难以摆脱四海困穷，国无宁日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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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欣逢有志于治国、勇于纳谏的明君，对治国之根本大计，认识深透并有自己的思路。贞观十一年（637）大雨河溢，毁坏宫寺，淹没百姓田产六百余家。太宗一方面调拨粮款赈济，一方面诏令百官各上封事，言皇帝过失。魏征上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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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行，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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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责当前政治的弊端及其原因与解决方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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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道休明，绵十余载，仓廪愈积，土地益广，然而道德不日博，仁义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无克终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谓同心为朋党，告讦为至公，强直为擅权，忠谠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无咎。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忠谠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无斯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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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将致治则委之君子，得失或访诸小人，是誉毁常在小人，而督责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虑不及远，虽使竭力尽诚，犹未免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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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有罪，赏不加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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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之以义理，动之以利害，使太宗欣然嘉纳，而且立竿见影，宣布废除部分宫室、园圃，颁赐难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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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在《隋书·循吏列传序论》中，论及古代“牧民”者，善于运用德礼诚信为政的意义及其效果，（“牧民”一词出于齐法家《管子》书，唐时避讳“民”改称“人”。）反映了其深刻的善政化民思想。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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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则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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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一语，虽然袭用法家，但其思想全是儒家思想的发挥。教之以礼，使之以义，“因民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等，正是孔夫子所倡的仁爱主张。魏征的深刻之处，在于认识到民风善恶之所向，“皆在所由化之而已”。甚至发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的呼声。这在唐初对于君臣上下是会起到震动性的影响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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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虑及久远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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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和魏征都曾亲历隋朝自富庶而强大的帝国，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大兴工役、穷兵渎武的暴政，而迅即灭亡的现实，因而皆有深刻的体认。然而执政既久，四海安静，仍时刻省记这一历史教训，不敢放纵，以免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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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曾向大臣们谈及其治国体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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