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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附于《左传述议》之后的《杜解规过》一书，并非专为攻击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错误而作，乃是“先申杜而后加规”(29)。孔颖达应是十分清楚的，不然不会选择其书作为主要底本。然按“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所谓“疏不驳注”，孔氏惟于此疏守之甚严，他书则未有也。一味维护杜注的权威，而忘记检讨取刘疏而专驳刘义，斯亦于理未为得也。对于刘炫的《规过》，及孔颖达的反驳，清人多有评论，皮锡瑞曰：“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驳刘申杜，强为饰说。”(30)清学大师顾炎武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在《左传杜解补正》一书中，对刘炫的观点多所肯定，“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31)！纪昀亦早在《四库全书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说过：“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32)与顾炎武的《左傳杜解補正》相同，俱能为持平之论，认为杜、刘、孔皆有所失。与当时沈钦韩诸儒甚至认为孔疏亦不过是袭炫之余论以攻炫，务主马、服诸注的“破杜立汉”之风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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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仪征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八卷，目的在于从《左传集解》和《正义》中恢复唐以前之汉儒旧注和旧疏，进而证明“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的学术思路。刘氏云：“近读《左传疏》，反复根寻，乃知唐人所删定者，仅驳刘炫说百馀条，馀皆光伯《述义》也。”(33)经过刘氏的考证，论定只有“一百八十五事”是唐人驳正刘炫说，其余皆刘炫《述议》之文。(34)其考证用意固然可取，然其方法则失之简单。在唐代号称“大经”，卷帙浩繁的《左传正义》，经过孔颖达等与役诸儒，历时四年，对旧疏进行反复修改删定，以使之符合新的体例要求，不容仅仅“正”此“一百八十五条”旧疏义理。且乏明确证据，情理亦难讲通。所以清末李慈铭批评此说曰：“唐初儒学尚盛，况其时沈之《义疏》、刘之《述议》，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冲远以耆儒奉敕撰述，而尽掩前人，攘为已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盖《正义》之病，在于笔舌冗漫，故复沓迂回，接续之间，多不连贯。其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一部书中惟驳光伯之语出于冲远，馀皆袭旧义，毋乃言之过欤？”(35)看来这仍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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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孔颖达等对刘炫的评价和现有资料，可以大体勾勒出《春秋左传述议》的学术风格。即刘炫此疏，充分体现了其倾向南学，摒除深芜而崇尚简约，驰骋文采奢谈义理的风格。高才深识，每立新论，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所著《春秋规过》，疏杜而复“规杜”，所据多为汉儒旧说，实亦不失北学传习服虔《左传解谊》的务实学风。据清人论定，《正义》采用刘炫义疏，往往并不注明，确是不争的事实。然《春秋左传正义》既以刘炫《述议》为本，则其中多已包含经过《正义》选择的刘炫思想自不待言。其中所蕴含的诸多儒家经学思想，自然亦应视为孔、刘共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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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的学术特点，从地域来看，二刘皆系北人；从学术渊源来看，初皆求学于北儒，而后转习南学。故《北史·儒林传》称二人“学通南北”；从学风上来看，二刘偏向崇尚南学，然尚不至于失其北学笃实之故步。孔颖达《尚书正义》和《毛诗正义》均用二刘义疏，《左传正义》则以刘炫为主。但皮锡瑞《经学历史》对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36)的学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其实，北朝名儒治学原本有“领新悟异”(37)之倾向，章太炎有云：“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38)其言正可用于二刘等名儒求新求异之心态。刘炫《春秋左传述议》正是以求新悟异的心态，选择以杜氏《集解》为主，而充分利用娴习服注的优势，以补正杜预《集解》之疏失，应该属于南北兼综的学风，这在《正义》书中，是有所体现的。这也是二刘诸疏迥出群疏之上，而为孔颖达采为《正义》底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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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于兵燹之后，古书佚逸惨重的情况下，刘焯、刘炫的著述多已散失，二刘的经学思想，幸赖《五经正义》之《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等《正义》所引述的内容，多所保存，尚可窥其涯略。据清人成说，孔颖达《正义》的成就，主要是对前人经说进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在《正义》各序中，即已说明或以二刘，或以其一“为本”，故在正文中，于二刘“义疏”，除须要辨析和反驳者外，并未处处注明，间有他儒与己见，增加了辨识的难度。清人刘文淇父祖三代所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提出几种辨析方法，足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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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无论是刘焯的《五经疏义》、刘炫的《五经述议》还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除了继承魏晋南朝的义疏之学外，对两汉及北朝相承不息的名物诂训之学，亦是谨守毋失。二刘的经疏风格，已能综会南北之学，不仅精于诂训，而且能够驰骋大义，兼具南北之美；如刘焯精于经学中的天文律历之学，并著成《皇极历》一书，在科学史上，亦有其突出的贡献；刘炫虽亦有天文历法的论著，但其突出的成就，恐怕还在于义理的追求。二刘的缺点是自恃高才绝识，好立异说，妄议前儒，难免失于偏颇。然其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学术上仍不失其可取之处。孔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此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重新撰定为新的义疏。疑其新书内，原来即于疏体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乃其对经学之一大贡献，太宗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令天下传习”。标志着唐代义疏经学，进入了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新时代。是一次对历代先贤丰厚的经学成就，进行总结性清理的集大成之作，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唐朝是六经注疏之学大发展的时代，今传的《十三经注疏》，有九部出自唐代。唐朝在文化上奉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整个文化氛围与学术环境基本上是宽松自由的。虽然经过两代皇帝诏令修订而郑重颁定的《五经正义》，被定为一尊，成为科举考试、选任官吏的标准，也是其君臣治国理民、制礼订法所凭依的准则。然对持异议的其他学术见解，不予鼓励采纳，但也并未给予严厉禁止。中唐以后，对学术观点的限制更不复存在，由于政局的变化与客观现实的需要，逐渐产生了新的经学学派，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新春秋学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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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颜师古《五经定本》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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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师古《五经定本》及其对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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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师古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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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581—645年），字籀。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唐贞观十九年，年六十五岁。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祖父颜之推，是南北朝之际的大学者，著名著作为《颜氏家训》，入隋，尝与刘臻等八人订正韵律，多所决定，由陆法言整理为《切韵》一书，遂成韵书之祖。原籍山东琅邪，侨寓江南。及之推遭世离乱，历仕北朝，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仕隋任司经校书，东宫学士。尝与时称“汉圣”的《汉书》专家、大学者刘臻讲论经义，为刘臻所叹服。师古的两位叔父愍楚与游秦亦皆学问优异，为时所称。师古生活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故能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杨素亦不免对其言之气势感到惊异。到任果以善治闻名。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其祖有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掎摭疵病，甚亲近之。寻坐事免官，归于长安。终隋之世，未得调用，以教授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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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祖起义，师古随父投军谒见，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学，累迁中书舍人，专典机密。师古性敏捷，明练治体。是时军国多务，诏令一皆出于其手，册论奏疏之工，当时未有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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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高祖实行了一系列刷新政治，振兴文教的举措。于武德五年，下《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并命师古拟试题，师古乃为拟《策贤良问五道》，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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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擢升中书侍郎，封爵琅邪县男，以母丧解职。服除，官复原职。后因公事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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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师古多所厘正。书成之后，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难。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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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官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经籍。“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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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任用后生参与雠校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师古谢罪，方又留任原职”。太宗责备师古“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这在封建时代的文武官员，乃是严重的缺憾，师古作为经学大师更是对其家风令名的辱没。事实究竟如何呢？申屠炉明在《孔颖达颜师古评传》中，分析说：“按师古为人，‘纳贿’未必有之；而汲引贵势，则与其家庭背景有关。”(39)颜氏世为高门，交游亦多权要，子弟不交寒素而与贵势往来的可能极大。然而不肯汲引寒门子弟，对一个有名望的士大夫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人格上的缺陷。至于“事亲”的不足，则是由于父母分居，而师古又未能劝和。虽然后来颜真卿在《颜氏家庙碑额阴记》中，说明师古曾多次苦劝，其父不从。至此，虽时人议论可畏，亦无从辩解，惟有谢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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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性格简峭，视行辈傲然，罕所推接。既负其才学，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意望甚高。及频有罪谴，仕益不进，罔然丧沮。遂闭门守静，杜绝宾客，葛巾野服，放情萧散，为园池林亭之适。雅爱搜求书画及古器，优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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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而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贞观十一年，书成，即著名的《贞观礼》，因又进爵为子。嗣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班固《汉书》作注，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汉书》多用古语，向称难读，先是师古叔父游秦尝为《汉书决疑》一书，至是乃多所取资。师古《汉书注》由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入秘阁藏书，赏赐甚厚。时人因以与杜预《左传注》并称，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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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太宗下诏，欲封禅泰山，令“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士，及朝臣有学业者，详定其仪。博考圣贤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务尽诚敬”(41)。诏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议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于是师古上《封禅议》指出：旧典未有封禅典礼，现存仅有秦汉遗迹，而且沿革不同，传说纷纭，难可取正。所以应该自我作古，不必泥于往代。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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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大礼，旧典不存。秦汉以来，颇有遗迹。阙而不备，难可甄详。昔在元封，倪宽专赞其决；逮乎光武，梁松独尸其事。缙绅杂议，不知所裁。至如流俗传闻，记注臆说，未尝从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诰，自君作古，闻诸往册。方今台铉佐时，远超风后，秩宗典职，追迈伯夷。究六经之妙旨，毕天下之能事。纳於圣德，禀自宸衷，果断而行，文质斯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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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议序中指明“封禅”之义，无非在于“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款谒之仪，方展庆成之礼”。用五色（五方）之土，筑成九层高台，是为祭坛；将祭告的文书书于玉牒，藏于石函之中，然后加以封崇；而且，“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因而截断名实不符的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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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之《封禅议》（即本传之《封禅仪注书》），“太宗令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复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封禅一事，由于魏征储遂良等大臣极力反对，又逢天象示警，太宗因下诏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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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由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祇垂佑，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间，劳费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义，终烦黎庶之力。非惟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纳隍之情。倘蒙灵祇回眷，宗社分福，朝廷同于大道，风俗归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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