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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因之竟未施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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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从驾东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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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弟相时，亦有学业。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十八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寻转礼部侍郎。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药。性仁友，及师古卒，不胜哀慕而卒。(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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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师古的学术思想与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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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作为一代通儒，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字学家和史学家。其经学贡献，主要有前所提及的《五经定本》，参预《五经正义》的编撰，其专著《匡谬正俗》一书，实亦为讨论经史，纠正诸经众书训诂音释错误，考辨音义演变源流，乃至致误之由加以探讨的一部著作。诚如其子扬庭《上〈匡谬正俗〉表》所云：其书于“百氏纰谬，虽未可穷；六典迂讹，於斯矫革。”(45)《急就篇》，本名或即“急就”，称篇称章，并无一定，东汉史游撰。本即儿童识字的启蒙读物，但后世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颜师古在《急就篇序》中就说其书“虽复文非清靡，义阙经纶，至于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者焉”。肯定了其传世的价值。“然而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堙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为不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46)。于是作《急就篇注》，主要释注这部字书的文意及字音，含章存正，以使初学了解其用典出处及字词音义的演变。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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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的史学成就主要是与孔颖达一起撰写《隋书》的纪传部分，魏征作为“五代史”的主修官，于总体的编写宗旨多所决定，并撰写序、论之外，于具体的纪传撰修，肯定也参加讨论，提出意见，应是无庸赘言的。然《隋书》能在诸史之中获得好评，颜、孔二人居功厥伟。其另一部史学著述，是《汉书注》。班固《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汉书》自问世以来，向称难读。《后汉书·班昭传》有言曰：“《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47)自汉末学者服虔、应劭起，至唐初，就有二十余家为《汉书》作注者，西晋中叶，晋灼还有一部《汉书集注》，然皆不能令人满意。师古在如此情势下重作新注，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师古匡谬存是，删芜补缺，于诸注说，或曰“是也”，或曰“非也”，或“两说皆通也”，或诸说“皆非也”，然后方加己注，或纠谬前说，或独申己意，注疏之法，固当如是。《汉书注》虽以音义为重，然亦不废地理、天文、名物、典制、史实之考证。且多精义，足资采信。然其所考天文历法，每多误解。王先谦《汉书补注》曾引王引之考辨颜注谓秦“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之论断，是错误的。师古注不过是以秦“尽革先王制度”的性格所下的推断。而实际上秦及汉初采用的是“颛顼历”（《补注》：见《史记·张苍传赞》及《律历志》），而颛顼历是以寅月为正（《补注》：见蔡邕《明堂月令》引《颛顼历术》）。所以，认为秦以历元所起之亥月为正月的看法是错误的，说明师古疏于天文历法之考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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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于《五经正义》是主要参预者，而《五经定本》的竟功，则全由其一力完成。颜师古对《五经》的贡献，主要在正字及其音义的考证。《五经》本由孔子以春秋大篆写定，历经“六国古文”及秦篆到汉隶的转抄，文字错讹不知凡几。加之汉代今、古文之争，《诗》分齐、鲁、韩三家，学派之分立，文字不同是一重要因素。在如此纷乱情况下，刊正文字势在必行。于是东汉熹平四年，由蔡邕校正手书，立石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魏正始二年，又以古文、篆书、汉隶三体书《尚书》、《春秋》、《左传》镌于石碑，史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至南北朝时代，由于山河分裂，文化隔绝，文字的混乱状况愈演愈烈，有增无已。远知在北魏宣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江式即上奏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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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巧谈辩士，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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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祖父颜之推历经丧乱，转仕南北，洞悉两朝学术、文化变迁，曾于《颜氏家训集解·杂艺篇》言及梁武帝以来及北朝文字混乱情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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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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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乏有识之士，意欲辄行整顿，然而战乱频仍，欲成此举，谈何容易。只是到了唐代，政治的统一方为文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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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文化发展与交流的盛世，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字规范与确立国家核心思想的经典解释，便同时摆在时代面前。唐代文字的统一是伴随着经典版本的确立同时进行的。先是唐太宗以为去圣久远，《五经》文字错讹而难以通行，遂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颁行于世，作为经学定本的依据。颜氏在校勘《五经》的同时，将异体文字录出，撰成《字样》一书。其书今佚，据颜元孙《干禄字书序》云：“元孙伯祖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51)师古《字样》书出，后世群起效仿。杜延业《群书校定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直至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附刊于《开成石经》，后人因称唐代的文字学为字样之学。颜师古继蔡邕《熹平石经》之后，刊定《五经定本》，完成了经学统一的第一步，为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奠定了文字基础。范文澜先生认为：“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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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颜师古的经学文字学著作中，只看到其学识的渊博，及其学术态度，尚难总结出其学术思想，在全唐文中，保留其为唐代第一次制举所拟的《策贤良问五道》试题，颇可看出师古学术志趣，及其所关心的学术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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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贤良问五道》第一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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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生蒸庶，树之司牧，立化成俗，阐教宏风。譬玺印之抑涂，若盘盂之置水。污隆各随所齿，方圆在其所制。夏后尚忠之政，固以率服万邦；殷人先敬之道，亦足仪型百姓。亟从革变，靡定沿袭，所贵虽殊，同归於乂，先圣设法，将不徒然。厥意如何，佇问诠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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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民间风俗之良窳，全在“司牧”者如何设计，如何“率服”，如何“仪型”之了。作为“司牧”的管理者譬如印玺，百姓就是印痕，管理者就像盘盂，百姓就如置于其中的水，可以随物赋形，如响斯应。但是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然皆同归于安定百姓，大唐新政亦亟于改革，希望考生根据一上原则发表各自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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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二道试题，则就治国的大政方针，提出个人见解。在治国纯任德教，还是杂用霸道问题上，认为如果是非皆须依循古代，则无以称强，如果一切权宜从时，也不足垂训后世。其间隐藏着深刻而隐微的道理。并以此和一系列的选官任贤问题考问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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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试题则就“修身励操，俱曰可称。摄职当官，何者尤切？”为问。主张“必能兼善，其利溥哉，互有所长，宜甄先後”；“既充廉洁之选，又应正直之科”。认为如此为官，方可“广扇清风，大矫流俗，施行条教，可用率下，使人怀冰玉之心，家有素丝之节。轨物昭范，佇观表仪”。鼓励举子们效法前贤，当仁不让，争取与之比肩并驱。强烈反对“无而为有，是则非廉，虚美雷同，又乖正直”(54)的不良风气。要求举子进一步阐述其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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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四道试题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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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从政，昔贤令则。博文强识，君子所尚。结发升朝，敷衽受职。开物成务，率由兹道。是以登高能赋，可列大夫；试讽籀篇，乃得为史。然而算祀悠邈，载籍实繁，钻仰虽多，罕能择练。今将少论古昔，庶异见闻，勿用浮辞，当陈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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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辨析、评价“管仲文锦，既丑何贵？子产深炼，实厚何俾”等古贤的行为。以及如“象叶之精乎弃日，木鸡之巧乎异端”(55)等“著於简牒”的典故，有何所劝益等为问，显然是希望以此考察举子们是否学综古今，具有分析是非的辨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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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五道试题，尤为引人注意。是关于农工商贸、货币等经济问题与政教关系及其利弊的辨析论述。说明颜师古不仅有精湛的经学造诣，而且关注并精炼于民生经济。兹全文录其第五道试题如下，以见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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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八政所先，食货居首；万商之业，市井为利。菽粟稻粱，饥馑足以充口；布帛丝纩，寒暑足以蔽形。生灵所资，莫此为急。爰及室宇器械，同出五材，皆禀造化之功，取者得供其用。而龟贝之属，何故为宝？竞取而多，谁所创意？钱币之作，本以何施？亿兆赖其何功？政教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於何贸迁？三官所统，又何典掌？未知乘时趋利，济益深浅，起伪生奸，有何亏败？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号，何等为三？宜各指陈，务令可晓。子绀称贵，文饰何如？赤仄殊形，以何间错？又卖谷极贱，则农夫劬劳而不给；籴价翔踊，则工商窘乏而难振。为政之道，患在不均。设法筹算，去其太甚。使夫荷锸拥耒，阡陌之用获饶；作工通财，仓禀之储不匮，又籴三舍一起自何人？以母权子，云谁所建？各申何法？厥利焉如？今欲修之，孰可孰不可？亦宜辨说，不可暧昧。佐时经国，此亦一隅。既膺斯举，何所兴让？聊动翰墨，岂申馀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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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设官理民非独空谈德政，应该切实关注民生疾苦；百姓资以为生的必需品，全部仰赖农工商贸这些职业提供，涉及货币在民生及其政教关系中的作用，都应为管理者所熟悉，并加以利用。认为考生既来应贤良举，意欲佐时经国，只通经义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时务亦是重要一隅。师古注意到“谷贱伤农，米贵伤工”的问题，提出调节农工商三者之间平衡发展，作为消除不均的为政之要。要求“设法筹算，去其太甚”。采取应对措施，有所兴作，争取达到“使夫荷锸拥耒，阡陌之用获饶；作工通财，仓禀之储不匮”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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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其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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