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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义》初撰人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随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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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经复审人皆为赵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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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毕竟是初修之后，难免存在“谬冗”，马嘉运驳正其失，可谓《正义》之诤臣。马嘉运所掎摭（即指责、挑剔）之内容，究系那部经典还是全体，今天已不得其详。据其《本传》云：“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是指《正义》各部，而且摘取而指责者，还颇具代表性，每为诸儒称当。但不为颖达所同意，因此致相讥诋。但是奉旨更加详定时，马嘉运没有再去修订《周易正义》，而只参加了春秋三传《正义》的修订。这次修订，由于马嘉运与主持人先后去世。终贞观朝，《五经正义》未及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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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定当年，太宗已经明令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即交付国子监作为教材，并诏“令天下传习”(110)。此后发生的马嘉运异议案，太宗虽然诏令修订重审，但不会影响其作为教材在国子监的试行。在历年使用过程中，国子监诸儒，可能也已发现许多遗漏和不当之处。太宗去世之后，这些意见迅速集中到高宗那里，作为先帝的成命，先朝的未竟之业，高宗将其作为当务之急，于即位的当年，即将其纳入议事日程，第二年初即开始实施。至此，距贞观十六年《五经正义》初修编定，已经历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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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二年初，决定组织朝廷重臣，重新修正并最后刊定《五经正义》。据《唐会要·贡举下·论经义》载：“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诏：太尉赵卫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弘文学士，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一日，太尉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111)《册府元龟》将此事归类在《学校部·校刊》，似乎认为此次修订的主要任务，侧重在“校刊”而非疏义的更正(112)。至于此次刊定的参加人员及完成过程，有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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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无忌等言：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诏修撰，虽相加讨覆，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令刊定。敕太尉扬州都督兼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司马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禧县开国公臣季辅，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都尉臣柳爽、前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臣谷那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臣伯庄、朝议大夫国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太学博士臣贾公彦、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直学士臣范义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学博士臣齐威、宣德郎守国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臣孔志约、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臣薛伯珍、兼太学助教臣郑祖玄、征事郎守太学助教臣随德素、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赵君赞、承务郎守太学助教臣周玄达、承务郎守西门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门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禀宸旨，傍摭群书，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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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容如此庞大，官阶如此崇贵，可谓倾朝之力，犹且费时两年，可见高宗对此事重视程度之高，期望之殷；亦可知此次刊正本文、校对群书，是如何地仔细认真，不敢有半点疏失缺漏，因之堪称《正义》之“定本”。《旧唐书·高宗纪》：“四年春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成为国家抡才大典的依据，亦即儒家经典的权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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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尚书》《正义》下之撰修人与孔《序》差别极大，《毛诗》、《礼记》同，《春秋》小有异同。《新唐志》著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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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奉诏撰，苏德融、赵弘智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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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褚遂良，柳奭，谷那律、刘伯庄，贾公彦、范义頵、齐威，柳士宣、孔志约，赵君赞，薛伯珍，史士弘，郑祖玄、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王德韶与隋德素等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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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之《五经正义》是经过永徽初年重新刊定颁布的版本署名著录的。撰疏人前后计有孔颖达、颜师古及马嘉运、赵乾叶、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外，只增加于志宁一人；覆审人则除原有赵弘智外，分别增加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等。据《新唐书艺文》与《旧唐书》及孔《序》记述之不同，可以考见各经在编撰和终审刊定过程中，参加人员的变更、漏载以及最后的刊正情况。(114)至于刊定诸人只见于《尚书正义》，而他经不载者，正如齐召南《尚书正义序考证》所云“不书于各经下而书于尚书下，盖互文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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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最终编成后，在永徽四年三月正式颁行，“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汉魏六朝以来，争议纷纭的经义，自此，“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终唐之世，人无异词。”(116)然而，有唐一代仍有不少学者，继续对《正义》进行讨论，提出异议。如高宗朝的崔义玄，则天朝的王玄感，玄宗朝的元行冲、李鼎祚等。崔义玄的讨论是高宗下令进行的、而且是就《正义》义疏的异议，而非学派之争。《旧唐书·崔义玄传》载云：“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释解，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117)永徽初年刊定《五经正义》时，义玄方任婺州刺史，未能躬逢斯役，值永徽四年冬睦州叛乱，为其讨平，大得高宗亲任，因“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者，盖因永徽六年高宗废立皇后，朝政掀起轩然大波，玄义主导的这次《五经》讨论因之废止。究竟涉及哪些问题，史书未载，玄义又无传世文字，已经无法得知。然其既为《五经正义》有关事件，作为余波，仍须在此叙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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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自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编修，中经两次修订，至永徽四年（653年）最后编定，历时十五年。自贞观四年太宗决定统一经学，诏令颜师古编定《五经定本》计起，至此，则已历经二十四年。加上最后试图进行的第四次修订，唐初致力于儒家经学的统一工作，编定《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前后整整经历近三十年，可见唐代前期统治者对经学统一大业的重视。《五经正义》的完成，标志着儒学进入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发展时期。《五经正义》颁行后，“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18)虽然元代以后，科举考试改用朱子的《四书集注》，但是，儒家经学自唐代达到空前统一之后，历宋元明清，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但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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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经正义》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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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领衔偕诸儒撰修之《五经正义》，主要是对前人义疏经说进行刊正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其在《正义》各序中，即已说明或以二刘，或以其一“为本”，或更取他儒为之补充，然在正文中，于前人“义疏”，除须要辨析和驳正者外，并未处处注明出处与撰者姓字。故每为后儒所诟病，前引潘重规之文，已为之辨诬。然即使为永徽诸儒所删，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出处阙如，终是一病，致使其间所作之“正义”，应该不乏己见，然亦因此而增加了辨识的难度。因此放弃专作颖达经学思想之计划，而就各经《正义》之总体，作一学术思想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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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易正义》之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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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与诸儒奉诏删定《五经》旧疏，其《周易》义疏初名《义赞》，诏改《正义》，而传世《周易正义》各卷之首皆题名为《周易兼义》，颇为令人疑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致诘曰：“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119)察阮元《校勘记》，始知此乃宋人所加。并解释题为《周易兼义》的原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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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谓之某经兼义。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此变易之渐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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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原本各自单行的《周易》经书及其《注疏》合刻本的书名，亦即某经本文兼有其“义疏”，或即《周易》并兼（有）其《正义》的意思。后竟成为《周易正义》沿袭不改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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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在《五经正义》中，是惟一一部在《序》文中，只交代以王弼注本为依据，而未说明以何人义疏为底本的“正义”之作。在《周易正义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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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魏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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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王弼注是因其简要。正如纪昀之说，“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於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於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度其文意，是说《周易正义》墨守王弼一家之言，王注未备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并说这是“疏不违注”之通例。而南学义疏，虽十有余家，然皆效法“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的学风，“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故不为颖达所取；既不取郑注，而北学又罕及王学，郑学亦因之而不传。所以纪昀又说：“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其中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颖达诸儒奉敕撰定《正义》，目的是删削旧疏，使义理归于一是。而《正义》之作，竟然一无所本，其故究竟何在？二是郑、王之学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说《周易正义》“非考证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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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著《中国经学思想史》认为由于“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故而“世儒者各以己意说经，无所取正”。遂使《周易正义》成为惟一一部没有底本可以依循，独出己意的新疏。并于注中重申此意曰：“《五经正义》中四书皆明言所本，为何独《周易正义》不言所本，当是此书未有所本之证。”(122)可谓新颖之卓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然亦非无可商之处。隋世二刘遍注群经，焯有《五经述义》，而炫有《述议》，不容独无《周易》义疏。二刘服膺南学，究为隋人，颖达不可能将其义疏一并归入南学统绪，最大的可能是其书毁于兵燹。察《旧唐志》已无二刘《五经》之目，而《新唐志》易类有刘焯《义疏》三十卷，刘炫《述议》二十卷。而颖达均未提及，殆其逸而复出乎？是当时已不可得而见矣。《周易正义》之作，因之亦无可作依据之底本。然此“辞尚虚玄，义多浮诞”的“江南义疏”十余家俱在，却正是需其为之纠偏、“正义”的参考。有反面的借鉴在，即不可谓之全无凭借；况颖达之学术倾向，既崇王学，就使言皆己出，亦不能完全摆脱南学之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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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纪昀批评其：“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足以证明颖达受南学影响之深，而不自知。大抵义疏之学，其途有二，一为释义、一为考证。易学之考据，则多为自然界所有之物象及运演之数。对其竟委索源，是北学之所长，亦郑学之特色，质朴而烦琐；释义则专指诠释义理，非指解释文意。义理务深务远，而文意务浅务近，此其不同也。追求义理，不厌深远，要在有所根据，虽远可复，而南学之病在于游荡忘返，此则王学之流弊也。郑、王之别，端在于此，而义疏之美者，最好是“源委粲然”，而又“义理优长”，使人既可领略本源，又能启沃心灵。文质彬彬，然后称善。《周易正义》虽与其余四经不同，但未完全放弃郑学，即使王学之注，亦不能“尽扫象数”，这一点，纪昀亦并未予以忽略。如云：“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诘郑义之非。於“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但云‘时舍’，《注》曰‘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於“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123)但无论是“推明郑义之善”，抑或“驳诘郑义之非”，偏袒王学，然而终究没有完全摒弃“考证”（于易则为象数）之学，对南学虚浮之风有所纠正。纪昀评其“亦非考证之疏”，只是指其与诸经大体比较而言，并非斥其竟同于南学众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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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颖达“正义”出而占据学术主导地位，虽曰凭借朝廷颁行之力，要亦其书有超迈前古之优长，并以士子所乐于接受方可。遂得扭转一世竞慕南学，崇尚玄虚、浮诞之学风。旧疏众说亦因之而遭废弃，主要还是时代选择之结果，其责固不应由《正义》承当也。且当时旧疏众书俱在，颖达岂不欲其并存，通过比较，以证实所言不虚也？学术之进展，固在力矫前代之所失，然而扬一长，难免不遗一短，此于《周易正义》尤其可见。因之而有中唐李鼎祚辈及时而起，作《周易集解》辑集汉学遗逸，以补正孔《疏》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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