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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1 正因为孔颖达《周易正义》没有可据之本,因之也无所束缚,可以畅论一己之易学观点。其于《周易正义·卷首》对《周易》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易之起源、名义、作者等,综合古人《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统领对周易经传全书之义疏诠解,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易学理论,足以代表其经学思想之特色。兹论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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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3 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其功用在于预卜祸福,以趋吉避凶。易卦的形成,据《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古谓上古、中古与近古,上古即谓伏牺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之旧石器时期;中古则是殷周之际的文王时代;近古是指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三圣即指上述三位堪称圣人的时代代表人物。可见易经产生之早,以及其如何之为时代所重。传说伏牺始画八卦,并重而为六十四卦,(一说为神农氏)(124);殷商之际,文王被囚于羑里,忧患人世,而重新“演易”布列卦序,并于每一卦、爻下系以爻辞(部分爻辞为周公所撰或改易)。因为此一形式之“易”,产生于周代,故谓之《周易》。(125)而此前之“易”,尚有据伏牺之易卦所改作的夏之《连山》,及殷商之《归藏》(126),因此而号称三易。三易之卦序与起始卦各不相同,《归藏》以坤始,《连山》以艮始,排列方式则二者相近。周易的卦序和爻辞,体现了独具的易理逻辑和质朴的人生哲理及自然观念。三易在当时皆属于卜筮之书,然而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时,之所以将《归藏》《连山》这两部书“刊落”,只留《周易》一种。按其自述保留与喜爱《周易》的原因,正是因为《周易》的系辞中,包含“有古之遗言焉”,而自己学易的目的并“非安其用而乐其辞”。而所谓易之“用”,当然是指卜筮吉凶;“乐其辞”则即《系辞传》所说的“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127)。《周易》的卦爻辞之所以耐人玩索,亦正如孔子在《要》篇中所言:“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28)。后来孔子传易时,就是按照《周易》爻辞所透发的“德义”方向,将《周易》这门学术引向了哲学一途。孔子非常喜爱《周易》的卦爻系辞,并专门为这些系辞作传,阐述其间的哲理,是为《系辞传》。孔子传易,历次的讲稿或讲堂记录,被弟子整理为十篇“大传”,合称“十翼”。孔子整理、讲解《易》、《书》、《诗》、《礼》,并删削《春秋》,阐释历史,即为后世经学的滥觞。论《易》则有象(卦象、物象、图像等天地人世现象)、理(易理、义理、哲理及人伦物理等)、数(序数、算数、运数亦即事物之固有规律等)、占(筮占,或称“数术”即是预测)四学之分,皆易学所固有的内涵及功用。尤其象理数三学,本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有其象必有其数,有其象数则必有其理,象数实乃义理生发之凭借与依据,此必然不移之则也。然既欲通晓其学,则又不得不分梳研究之,后世解易遂有象数、义理学派之分,此又与时代起伏相轻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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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5 汉魏经学时代迄于隋唐,注易之书已不虑百十种,大略分象数、义理两派。汉易主象数,而北朝因之;魏晋主义理,而南朝承之,隋则南学风靡,至唐孔颖达始有合一之倾向,而独取王弼注(斟酌郑注)而尽弃六朝众疏。说明援道入儒的玄学易,与汉易相较,反而更为符合《周易》的义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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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7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和《卷首》(129)八论所阐明、开列的基本问题,是为全书之纲领,解读之锁钥。此处不遑细论。仅择其大端,辨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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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9 易之三义及作易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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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1 孔颖达于《卷首》首揭作易之宗旨及易之三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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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3 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摠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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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5 《易》一名而含三义,并且指出此三者,即是《易》的本质属性。(易者,其德也。)第一个属性是简易,即是说“易”是对客观实际化繁为简的集约性摹写,以便于把握;第二个属性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模拟;第三个属性有些费解,既云“变”矣,何得复云“不变”?实际“不易”云者,是说“万类皆变,唯其变者为不变”。譬如天地无时不在变中,天阴晴其在上,地流迁其在下;又,四时交替,暑往寒来;以及人生虽然“代代无穷已”,但永远存在父母子女的关系。此类属性及此类变化规律则是永恒不变的。即使现代已无“君臣”关系,恐怕也仅是变换名称,而实际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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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7 无论以学术类别还是以书名而论,易卦之“易”,究竟何所从来,古人提出多种解释。其字或从日月合文,或象蜥蜴之形,皆取其变化之义,此即其原初含义。至其规模已成,学理渐明,而有汉代《易纬》之“三义”。“易简、变易、不易”,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易”之所有蕴含,嗣后无论有多少意义的阐发与提升,都不越此三者范围之外。说明中国古代圣哲,一上来就准确地把握了认识世界与人生的锁钥,并发明了解析其生成与变化规律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卦爻组成的易卦。人类自从产生自觉以来,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求预知其发展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适应或规避之。易卦就是根据既往经验,模拟生存环境及其规律所发明的一种解释自然和人生,并求预测其变化过程的系统模式。所以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即主要用于预测亦即卜筮。自其经过圣哲级别的王者按照不同的易理逻辑,重新布列卦序,并为每一卦和爻系辞之后,遂使“易”于卜筮之外,初步具有了指导人生认知世界的哲理性,因之也就具备了所谓“经书”的资格。仅就《周易》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说在此一阶段,卜筮还是其主要功能,那么到春秋时代孔子作“十翼”之后,《易》之义理、哲理于是乎大明,人们从之认识、解说、把握甚至改造世界和人生的方向于是乎更加明确(虽然还有许多不足)。这也是不应存在疑议的。但是,“易”的卜筮功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从此人们有了预测和把握未来的更为广阔的途径。比如可以通过现象、运用数据推算和哲理的分析,这些都得拜孔夫子讲易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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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9 孔颖达于《卷首》多处论及易卦之作者与时代。其引《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以此证明伏牺之易,已是六爻之重卦。愚以为其说可从。其事虽然难于证实,且亦难于证伪。古有其说,颖达又从而多方证明之,从逻辑上推衍,其说是可以成立的。惟此中所引文意,应须稍加辨正。《说卦》所谓“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被误解为此天地人之道,非所本有,而是皆为圣人所立。余读帛书《易传》,见此数句作“位天之道曰阴与阳,位地之道曰柔与刚,位人之道曰仁与义”(131)。乃悟此“立”字,音义应作“位”字读解。道本为一,其位于天者,称之为阴阳,因其无形也;其位于地者,称之为刚柔,以其有形质也;其位于人者,称之为仁与义,以人为道德之存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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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1 孔颖达还引证《乾凿度》之文,阐述了圣人“作易所以垂教”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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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3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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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5 目的在于说明“理人伦,明王道”,理顺人间社会秩序;“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使百姓各安其生;顺应民情,使“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方是其“作易垂教之本意”,或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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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7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进一步发挥斯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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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9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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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1 开宗明义地点出《周易》的学术品格,并非空泛无益的学问,而是体用兼备的行为指针。因之诫勉王者效法天地好生之德;不可逆乱和谐共处的人间秩序,“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如此则不惟生灵受益,自己声名亦可传诸不朽。突显了《周易》的训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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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3 象数与义理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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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5 “易者,象也”,离象不足以言易。譬犹人之有四肢百骸,离之,岂复有“人”哉?然则既有身体矣,还须更有精神,如此方是完人。此则如易之须有义理也。然而健全之精神亦须凭借健康的体魄而得,岂可弃躯体而独存?只可神游于八极而暂忘此身而已。《易》之象数、义理之辨大率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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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7 《周易正义》独取王注,其对注本的选择,非据一己之好尚,自汉儒对易学象数,作尽发挥,已到转相祖述的地步,适值政治的变革,迫使《周易》学术向义理的方向转变。魏晋之际的王弼援道入儒,开辟了易学新境界。孔颖达因之评其《易注》曰:“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序的评价及选择,与此前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五经定本》的观点一致,说明这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唐初三种权威《五经》著述的一致认定,从而奠定了《周易》王注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王弼《周易注》虽侧重于义理的阐释,然其毕竟属于魏晋玄学系统,而玄学是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学说,故而“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虚玄”当为道家特点,或为阐述妙理所难免;“浮诞”则“义涉释氏”,与儒家义理相去悬远,渺不相及。即或偶有相通之处,亦皆貌似而神异。“既背其本,又违於注”,“非为教於孔门也”(134)。所以皆为孔颖达所摒弃,只可作为参照观点,必须重新作一部义疏,以正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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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9 《周易正义》虽独取王弼注(包括韩康伯续注)为作疏底本,但并未墨守王注一家之言。而是每常言及象数,以明义理。这似乎并未违背“疏不破注”的惯例。说明《正义》与王注虽同样注重义理,而其运用“因象明义”的方法阐发义理,与王弼“超言绝象”而求义理,毕竟有所不同。一则踏实有据,一则微妙玄远,此则儒家经学与玄学经学之区别。其实王弼之易学也并非“尽黜象数”,仅是“得意忘象”而已。无象则无以得意,凭象得意,意得而后弃象。这本是易学的法则,虽王弼亦莫能外。只是王弼重意过度,致使在认识上(而非实际上)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如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135)王弼用“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并举乾龙坤马为例,以证成其“象生于义”说。如果仅就易卦而言,须先明卦义,然后择物以象之。然而亦须彼物象并有与之相近之义也,物象之义实即彼物象之性质,刚健不息,乃乾与龙共取之义;负载致远,或为坤与马相近之义,故取其象以表卦义,龙、马之象,岂为乾坤之义而生者哉!此则智者千虑之失也。辨此意在说明义理与象数关系,实非扫而可除的。然则,两派易学又何以区别之。王弼易学旨在“扫象阐理”,即于“得意”之后,“弃象”而专谈义理,属于哲学的统绪。而汉易多在索象之后,继续探讨象与数本身的规律与体系,颇类天文物理学的研究。但汉易重象数,而忽略义理的发挥,其方法亦颇欠缺,虽有许多重大发现,但总体上是拘泥而忘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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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1 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对汉易亦有所继承,并未忽略象数,只是舍弃其“定马于乾,案文责卦”(136)的僵固模式,采取“不可一例求之”,“随义而取象”(137)的灵活作法,要在于明义而已。根据《正义》义疏并不少见的此类例证,说明孔氏《正义》实为对汉魏《周易》注疏之学象数、义理两派的总结与超越。正如其于《序》文中所宣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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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3 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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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5 “欲使信而有征”,则必须“去其华而取其实”。“实”指有象数依据之义理。这就不仅是治学方法的差异,也是为学方向的不同。《正义》既继承了汉魏时期易学研究的成果,复将易学从象数与玄学两个极端中摆脱出来,从而拨正了易学研究的方法与方向,这应该是《周易正义》最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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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王注孔疏说:王注产生之后,曾引起学界的长期辩论,象数与义理,“此扬彼抑,互诘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认为《正义》专注一家,“显然偏袒”(138)。看来,四库馆臣并未细考《正义》疏文,甚至失考于学术大势。无怪乎刘玉建批评说:“四库馆臣认为孔氏墨守王弼一家之言的说法,实是一种偏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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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9 有无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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