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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1 正因为孔颖达《周易正义》没有可据之本，因之也无所束缚，可以畅论一己之易学观点。其于《周易正义·卷首》对《周易》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易之起源、名义、作者等，综合古人《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统领对周易经传全书之义疏诠解，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易学理论，足以代表其经学思想之特色。兹论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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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3 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其功用在于预卜祸福，以趋吉避凶。易卦的形成，据《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古谓上古、中古与近古，上古即谓伏牺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之旧石器时期；中古则是殷周之际的文王时代；近古是指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三圣即指上述三位堪称圣人的时代代表人物。可见易经产生之早，以及其如何之为时代所重。传说伏牺始画八卦，并重而为六十四卦，（一说为神农氏）(124)；殷商之际，文王被囚于羑里，忧患人世，而重新“演易”布列卦序，并于每一卦、爻下系以爻辞（部分爻辞为周公所撰或改易）。因为此一形式之“易”，产生于周代，故谓之《周易》。(125)而此前之“易”，尚有据伏牺之易卦所改作的夏之《连山》，及殷商之《归藏》(126)，因此而号称三易。三易之卦序与起始卦各不相同，《归藏》以坤始，《连山》以艮始，排列方式则二者相近。周易的卦序和爻辞，体现了独具的易理逻辑和质朴的人生哲理及自然观念。三易在当时皆属于卜筮之书，然而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时，之所以将《归藏》《连山》这两部书“刊落”，只留《周易》一种。按其自述保留与喜爱《周易》的原因，正是因为《周易》的系辞中，包含“有古之遗言焉”，而自己学易的目的并“非安其用而乐其辞”。而所谓易之“用”，当然是指卜筮吉凶；“乐其辞”则即《系辞传》所说的“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127)。《周易》的卦爻辞之所以耐人玩索，亦正如孔子在《要》篇中所言：“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28)。后来孔子传易时，就是按照《周易》爻辞所透发的“德义”方向，将《周易》这门学术引向了哲学一途。孔子非常喜爱《周易》的卦爻系辞，并专门为这些系辞作传，阐述其间的哲理，是为《系辞传》。孔子传易，历次的讲稿或讲堂记录，被弟子整理为十篇“大传”，合称“十翼”。孔子整理、讲解《易》、《书》、《诗》、《礼》，并删削《春秋》，阐释历史，即为后世经学的滥觞。论《易》则有象（卦象、物象、图像等天地人世现象）、理（易理、义理、哲理及人伦物理等）、数（序数、算数、运数亦即事物之固有规律等）、占（筮占，或称“数术”即是预测）四学之分，皆易学所固有的内涵及功用。尤其象理数三学，本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有其象必有其数，有其象数则必有其理，象数实乃义理生发之凭借与依据，此必然不移之则也。然既欲通晓其学，则又不得不分梳研究之，后世解易遂有象数、义理学派之分，此又与时代起伏相轻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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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5 汉魏经学时代迄于隋唐，注易之书已不虑百十种，大略分象数、义理两派。汉易主象数，而北朝因之；魏晋主义理，而南朝承之，隋则南学风靡，至唐孔颖达始有合一之倾向，而独取王弼注（斟酌郑注）而尽弃六朝众疏。说明援道入儒的玄学易，与汉易相较，反而更为符合《周易》的义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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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7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和《卷首》(129)八论所阐明、开列的基本问题，是为全书之纲领，解读之锁钥。此处不遑细论。仅择其大端，辨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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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49 易之三义及作易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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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1 孔颖达于《卷首》首揭作易之宗旨及易之三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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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3 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摠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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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5 《易》一名而含三义，并且指出此三者，即是《易》的本质属性。（易者，其德也。）第一个属性是简易，即是说“易”是对客观实际化繁为简的集约性摹写，以便于把握；第二个属性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模拟；第三个属性有些费解，既云“变”矣，何得复云“不变”？实际“不易”云者，是说“万类皆变，唯其变者为不变”。譬如天地无时不在变中，天阴晴其在上，地流迁其在下；又，四时交替，暑往寒来；以及人生虽然“代代无穷已”，但永远存在父母子女的关系。此类属性及此类变化规律则是永恒不变的。即使现代已无“君臣”关系，恐怕也仅是变换名称，而实际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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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7 无论以学术类别还是以书名而论，易卦之“易”，究竟何所从来，古人提出多种解释。其字或从日月合文，或象蜥蜴之形，皆取其变化之义，此即其原初含义。至其规模已成，学理渐明，而有汉代《易纬》之“三义”。“易简、变易、不易”，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易”之所有蕴含，嗣后无论有多少意义的阐发与提升，都不越此三者范围之外。说明中国古代圣哲，一上来就准确地把握了认识世界与人生的锁钥，并发明了解析其生成与变化规律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卦爻组成的易卦。人类自从产生自觉以来，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求预知其发展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适应或规避之。易卦就是根据既往经验，模拟生存环境及其规律所发明的一种解释自然和人生，并求预测其变化过程的系统模式。所以在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即主要用于预测亦即卜筮。自其经过圣哲级别的王者按照不同的易理逻辑，重新布列卦序，并为每一卦和爻系辞之后，遂使“易”于卜筮之外，初步具有了指导人生认知世界的哲理性，因之也就具备了所谓“经书”的资格。仅就《周易》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说在此一阶段，卜筮还是其主要功能，那么到春秋时代孔子作“十翼”之后，《易》之义理、哲理于是乎大明，人们从之认识、解说、把握甚至改造世界和人生的方向于是乎更加明确（虽然还有许多不足）。这也是不应存在疑议的。但是，“易”的卜筮功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从此人们有了预测和把握未来的更为广阔的途径。比如可以通过现象、运用数据推算和哲理的分析，这些都得拜孔夫子讲易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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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59 孔颖达于《卷首》多处论及易卦之作者与时代。其引《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以此证明伏牺之易，已是六爻之重卦。愚以为其说可从。其事虽然难于证实，且亦难于证伪。古有其说，颖达又从而多方证明之，从逻辑上推衍，其说是可以成立的。惟此中所引文意，应须稍加辨正。《说卦》所谓“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被误解为此天地人之道，非所本有，而是皆为圣人所立。余读帛书《易传》，见此数句作“位天之道曰阴与阳，位地之道曰柔与刚，位人之道曰仁与义”(131)。乃悟此“立”字，音义应作“位”字读解。道本为一，其位于天者，称之为阴阳，因其无形也；其位于地者，称之为刚柔，以其有形质也；其位于人者，称之为仁与义，以人为道德之存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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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1 孔颖达还引证《乾凿度》之文，阐述了圣人“作易所以垂教”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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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3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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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5 目的在于说明“理人伦，明王道”，理顺人间社会秩序；“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使百姓各安其生；顺应民情，使“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方是其“作易垂教之本意”，或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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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7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进一步发挥斯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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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69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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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1 开宗明义地点出《周易》的学术品格，并非空泛无益的学问，而是体用兼备的行为指针。因之诫勉王者效法天地好生之德；不可逆乱和谐共处的人间秩序，“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如此则不惟生灵受益，自己声名亦可传诸不朽。突显了《周易》的训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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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3 象数与义理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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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5 “易者，象也”，离象不足以言易。譬犹人之有四肢百骸，离之，岂复有“人”哉？然则既有身体矣，还须更有精神，如此方是完人。此则如易之须有义理也。然而健全之精神亦须凭借健康的体魄而得，岂可弃躯体而独存？只可神游于八极而暂忘此身而已。《易》之象数、义理之辨大率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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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7 《周易正义》独取王注，其对注本的选择，非据一己之好尚，自汉儒对易学象数，作尽发挥，已到转相祖述的地步，适值政治的变革，迫使《周易》学术向义理的方向转变。魏晋之际的王弼援道入儒，开辟了易学新境界。孔颖达因之评其《易注》曰：“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序的评价及选择，与此前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五经定本》的观点一致，说明这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唐初三种权威《五经》著述的一致认定，从而奠定了《周易》王注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王弼《周易注》虽侧重于义理的阐释，然其毕竟属于魏晋玄学系统，而玄学是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学说，故而“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虚玄”当为道家特点，或为阐述妙理所难免；“浮诞”则“义涉释氏”，与儒家义理相去悬远，渺不相及。即或偶有相通之处，亦皆貌似而神异。“既背其本，又违於注”，“非为教於孔门也”(134)。所以皆为孔颖达所摒弃，只可作为参照观点，必须重新作一部义疏，以正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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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79 《周易正义》虽独取王弼注（包括韩康伯续注）为作疏底本，但并未墨守王注一家之言。而是每常言及象数，以明义理。这似乎并未违背“疏不破注”的惯例。说明《正义》与王注虽同样注重义理，而其运用“因象明义”的方法阐发义理，与王弼“超言绝象”而求义理，毕竟有所不同。一则踏实有据，一则微妙玄远，此则儒家经学与玄学经学之区别。其实王弼之易学也并非“尽黜象数”，仅是“得意忘象”而已。无象则无以得意，凭象得意，意得而后弃象。这本是易学的法则，虽王弼亦莫能外。只是王弼重意过度，致使在认识上（而非实际上）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如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135)王弼用“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并举乾龙坤马为例，以证成其“象生于义”说。如果仅就易卦而言，须先明卦义，然后择物以象之。然而亦须彼物象并有与之相近之义也，物象之义实即彼物象之性质，刚健不息，乃乾与龙共取之义；负载致远，或为坤与马相近之义，故取其象以表卦义，龙、马之象，岂为乾坤之义而生者哉！此则智者千虑之失也。辨此意在说明义理与象数关系，实非扫而可除的。然则，两派易学又何以区别之。王弼易学旨在“扫象阐理”，即于“得意”之后，“弃象”而专谈义理，属于哲学的统绪。而汉易多在索象之后，继续探讨象与数本身的规律与体系，颇类天文物理学的研究。但汉易重象数，而忽略义理的发挥，其方法亦颇欠缺，虽有许多重大发现，但总体上是拘泥而忘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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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1 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对汉易亦有所继承，并未忽略象数，只是舍弃其“定马于乾，案文责卦”(136)的僵固模式，采取“不可一例求之”，“随义而取象”(137)的灵活作法，要在于明义而已。根据《正义》义疏并不少见的此类例证，说明孔氏《正义》实为对汉魏《周易》注疏之学象数、义理两派的总结与超越。正如其于《序》文中所宣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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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3 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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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5 “欲使信而有征”，则必须“去其华而取其实”。“实”指有象数依据之义理。这就不仅是治学方法的差异，也是为学方向的不同。《正义》既继承了汉魏时期易学研究的成果，复将易学从象数与玄学两个极端中摆脱出来，从而拨正了易学研究的方法与方向，这应该是《周易正义》最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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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王注孔疏说：王注产生之后，曾引起学界的长期辩论，象数与义理，“此扬彼抑，互诘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认为《正义》专注一家，“显然偏袒”(138)。看来，四库馆臣并未细考《正义》疏文，甚至失考于学术大势。无怪乎刘玉建批评说：“四库馆臣认为孔氏墨守王弼一家之言的说法，实是一种偏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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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089 有无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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