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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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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赞扬二刘义疏“最为详雅”，一方面指出二刘的弊病所在，这是欲以其义疏为底本，而必先明确的扬弃取舍方向。继而说明《正义》的撰述原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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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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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主要根据《孔传》，但仍然杂录郑玄、王肃诸人之注，故笼统说是参照古人传记，以二刘义疏为主，对勘审定近代诸疏异同，无非都是为了“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刘焯之烦而增刘炫之简。每一条“正义”的论定，都不敢凭胸臆私见，必皆有其师说旧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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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举一例以见一般。如《皋陶谟》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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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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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摘自《孔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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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归者天命之。民所叛者天讨之，言天所赏罚，惟善恶所在，不避贵贱。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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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释文，其义甚明，是说：“天”之聪明与明威，都来自下民。民心之所向，天命（予）之福；民心所叛，天讨之罪。明确指出“天所赏罚，惟善恶所在”。告诫有土有责者，“不可不敬惧”！其文难解者，惟在皋陶自谦语：“赞赞襄哉”。《孔传》释“赞”为“赞奏上古行事”，而未释“襄”字。《正义》因而引马融注云：“襄，因也。”即因袭古之言论而已。复引显氏注云：“襄，上也。谓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但是二刘义疏同于马融。并以“襄”为“因”。《正义》认为孔《传》不训“襄”为上，已从“襄陵”而释之。《尚书·益稷》篇有“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语。《孔传》释之为“包山上陵”，则已释“襄”为“上”。因而否定二刘说曰：“若必为因，孔传无容不训其意。”然后又引郑玄《注》云：“赞，明也。襄之言畅，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赞明帝德，畅我忠言而已。”表示并不墨守《孔传》一家之言，而是博引众家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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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并《孔传》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主要有民本论、天命论和诫慎论。经过孔颖达《尚书正义》总结和诠解，在此后的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书》和《孔传》的这三种思想，是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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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论如《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又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传》曰：“困穷谓天民之无告者。言为天子勤此三者，则天之禄籍长终汝身。”民本论如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传》曰：“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众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又如《盘庚》“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传》“言我先世贤君，无不承安民而恤之”。最经典的表述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56)但其天命论却是以民本为依据的。如《泰誓》所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上引“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正义》疏曰：“此即《泰誓》所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故‘民所归者，天命之’。”(157)天命实即假天威以行民意，可称之为民本的天命观，是为正统的儒家天命论。天命常改实不足恃，然“惟德是辅”。因之而又有诫慎论的提出。如益赞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益又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孔颖达以“诫慎言行”以提领《尚书》精神，实符合《尚书》之原旨，更有现实之意义。然则《尚书》之经、传、疏的核心精神，无疑是使其足以彪炳千古为百世法的民本思想，殆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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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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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定的《诗经》三百五篇，秦火之后，至汉代师传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师传属“今文经”学派，西汉时即立于学官。惟《毛诗》传“古文经”，初为私家传授，东汉时方立于学官。《毛诗》即《诗经》毛氏《诂训传》(158)的简称。郑玄《毛诗笺》，即是为这部《诂训传》所作的笺注。孔颖达《毛诗正义》，即选取毛《传》郑《笺》，而以二刘义疏为撰写《正义》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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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学派的《毛诗》，因毛公而得名。《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159)而郑玄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160)因有大小毛公之别。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述《毛诗》的传授渊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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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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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今文经学一统天下，《毛诗》自然不能与鲁、齐、韩三家《诗》相比。东汉以后，《毛诗》大盛，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皆治《毛诗》。尤以郑玄《毛诗笺》，影响最大。《毛诗笺》问世，鲁、齐、韩三家诗说遂废。《四库全书总目》曰：“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引说文曰：“笺，表识书也。”又引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162)《毛诗笺》既宗《毛传》，遇毛说“隐略”之处，则或采今文说，或下己意以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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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长序，世称《毛诗序》或《诗大序》。是关于《诗》旨的一篇总论，也是理解《诗》本义的纲领，而作者历有争议。班固、王肃和陆机主张《诗序》为子夏作。郑玄、陆德明与之稍异，认为《大序》为子夏作，《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魏征《隋书·经籍》云：“《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卫宏字）又加润益。”此说最为近理，孔颖达与之合作修撰《隋书》，应该是大体同意的。《毛诗正义》多处称说“子夏作序”的观点。如《诗谱序》“正义”云：“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163)当然，子夏《序》也应该包含孔子的遗教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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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序》《传》每有冲突，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仍然聚讼纷纭，迄未能决。毛奇龄《诗札》，论定为毛亨。即《诗序》为《故训传》的组成部分，同为毛亨所传之古义。其文甚有理致，足解千古之疑。《诗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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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何人作？臆通是毛亨作。何以知之？按《汉志》《毛诗》二十九卷，《故训传》三十卷，郑氏《诗谱》有云“大毛为故训传”，今《毛诗》比卷，卷首有若篇故训传，若干文。按之“故”即序首一句也，第不连属篇题。于篇题下判云若干章、章若干句，然后入此一句。自序首一句后便是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一句是故，“风之始也”至末便是训。训者，推训此一句耳，然与首句不甚合，若二人作；自《关雎》诗文下“兴也”以后则是传，传者，传诗文也。然又与故训不必合，有若二人作，则臆“故”之为旨，故有此语而今述之也，非谓诂也。训者，训此故，则可不合，传诗文又非训此故也，则又可不合，此可知耳。然则称《毛故训传》即《毛序训传》，此明甚著者。(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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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传的歧异，是解读《毛诗》不可回避的问题。依《诗札》说，则所有疑问皆可涣然而释。意即旧有之释，谓之“故”。《序》称为“故”者，毛亨语也。斯乃解决此一疑案的关键所在。然按其说，则《序》不必定作于毛亨，实亦可证孔颖达说，乃“子夏作序”(165)，历传之至毛亨而写定。如此则更为符合毛以“故”、“训”、“传”分说《序》《传》，并定其本为一体，并不矛盾的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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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篇的形式为文学，但其内容却包容万象，体现了诗人的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故而在春秋以迄汉代被尊为《五经》之一，原因即是文学并非《诗》的惟一属性，(166)歌诗是人随感遇而自然发舒的性情表达，所谓“畅怀舒愤”，体现了人们的真实愿望与是非观念，又复具有儒家所总结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即“温柔敦厚”的特点，有益于人之身心修养，因而被认为具有教化的功能。如纪昀即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167)儒家所谓“教化”，即关乎世道人心的引导与化育，注重的是人性善美品德的塑造与社会和谐氛围的营建，甚至要求政治运作也须以此为目的，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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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的用意，在《诗序》中有充分表述，最著名的观点，首先是发挥《虞书》的“诗言志”论，《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正义》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168)刘毓崧论《诗序》曰：“观于此。则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塗。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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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著名命题是“诗缘情”论。《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170)，无论是兴是怨，还是“诗言志，歌咏言”，无不牵动诗人的情感，发自歌者的肺腑。班固因之提出“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171)的论点。孔颖达则进而提出“情志合一”论，其文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172)。志因事而起，情因感而发，实为同时而发，只是从不同角度言之，而有情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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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序》第三个命题是“六义”说：风、雅、颂，赋、比、兴。粗略言之，前三者为诗体，后三者为诗法。然诗体非仅形式，而是就内容而论，如说“风”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由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其表现形式则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风”即是以讽喻刺讥君上。郑玄《诗谱序》论及诗体的功用曰：“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173)但《诗序》要求无论风雅颂都应“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所谓“诗教”。孔子有名言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74)孔子的“诗教”，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的诗风，历朝那么多扣人心弦，催人泣下，拓人襟胸，激人奋发的壮美诗篇，都与《诗序》的精神、孔子的诗教有关，所谓“诗”绝非仅是辞章之学，风花雪月之谓；如果抽去上述讽喻训诫内容，诗将不诗，那里还有什么文学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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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与疏文中，对《诗》的性质、功用及其与政教的关系作有详尽论述，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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