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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与本处有关的尚有刘歆伪造说。《周官》著录于《史记》，重现于刘歆父子校书之时，公诸于世却在新莽时期。由于《周官》系属古文经，为刘歆所推崇，故为今文经师所竭力排斥，谓皆歆所伪造。又由于刘歆晚年曾依附王莽，更以为是为佐莽改制，而托古伪撰。且不论哀帝时，王莽地位尚微，（只是一闲居自守的新都侯），平帝时得势，欲借学术树立威望，也只是对刘歆的利用而已。只看《史记·封禅书》有“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絶，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248)之记载，及公私所藏，众多古籍涉及《周官》、周礼文句，可知如此大面积造伪，实乃绝无可能之事。且果如临硕所言，刘歆安得预造武帝得观之书？在今文独盛，论敌环伺的处境下，刘歆倡古文经学，尚且畏祸，奏请外任州郡。而敢伪造经书，岂不惧“以律当诛”之罪乎？刘歆虽为“达才通人”，然而凭空伪造这样一部“于史有征”而又缜密无隙的旷世经典，亦属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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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一书，规模宏伟，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并包，理想与现实兼容，举凡天下九州，邦国建制，乃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浑然一体，巨细靡遗。故而朱熹认为：“《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又说：“《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249)此即是周公手订说。纪昀《总目提要》云：“《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於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又曰：“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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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此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考不诬。”(251)近人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亦曰：“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相证合。”(252)这些皆非生于千百年之后人所能做到。足证《周官》其书，属于春秋以上古籍。因为东周以后，绝无更定官制之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亚初、刘雨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再从《周礼》中的职官体制、乡遂制度、三等爵位等问题来看，更可以明确地看出“《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253)国外学者布罗曼（Sven Broman）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发现38％职官之名皆相符合。《周礼》官名统计大部以低级者居多，而周代其他文献中往往仅言及较多高级官名。若以下大夫以上职官比较，则相符率高至80％”。从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周礼》保存了相当多的西周制度。由此可以推断，《周礼》成书当在距离西周不远的春秋时期。(254)这应是作者较为谨慎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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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谓“成书”，即指其写定编简成书而言，应该去事实不远。其后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不窜入春秋战国文字，然其书之草创，或初定“规模”，则应在西周开国之初。《周礼》固然有其理想的成分，这恰是大变革初期，政治设想方案的标识。然其并非臆想的产物，而是历史与思辨的结合，应系对往古官制的反思、承袭、发展与整合。这方面，孙诒让的观点颇值得关注，其《周礼正义序》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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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於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因袭积素，以集於文武，其经世大法，咸淬於是。故虽古籍沦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犹约略可考。盖鸿荒以降，文明日启，其为治，靡不始於麤觕而渐进於精详。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於纯太平之域。蟠际天地，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有原本，是岂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刱之哉。(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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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春秋以前似无简策之书，然其文献必有其保存与转播的方式，比如瞽史默记，口耳相传之类。与之并存的必有比甲骨、金文更为简捷的文字记录方式，只是不便保存罢了。今既以西周金文所刻官名与《周礼》相对照，已发现两者内容十分接近。官制之铸于鼎名者，已属罕遇，更何况迄今发现的青铜铭文更是其中的少数。《周礼》制作年代的最终证明，还有待于地下文献的发现。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周礼》为成于西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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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一书在思想方面所反映的阴阳儒道名法思想，并非各重一端的诸子之学，应是诸子学派之前古代学术整体存在的浑然状态。从中分析出诸子百家思想，本不足怪，但若因此认为即是诸子百家思想综合期的产物，则不惟历史时代倒错千年，即思想逻辑上也颠倒了一个周期。《周礼》的作者及成书时代虽存在疑问，却无碍于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用。如《周礼》以官号名篇之六典，实即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并在《春官·大史》章中作有确切说明，后世政府设六部即本于此。加之郑注贾疏的详尽阐释，其事虽废，其理至今犹能予人以深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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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分两篇，题为《正义序》者，论述自传说时代开始的官制起源，即三皇五帝以迄夏商周三代的“官号沿革”。其文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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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育烝民，无主则乱；立君治乱，事资贤辅。但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验》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辅有三名。”（郑）注云：“三名，公、卿、大夫。”(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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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始社会部族间争乱的原因，是上无君主，所以立君设辅是为了止争防乱和处理各种事务。并引《易纬》说明君臣之道是根据天地之道而来。继而略述历代官号大端，论叙氏族社会有以图腾祥瑞名官的风习，如黄帝轩辕氏，“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炎帝以火纪事，名百官也”；少皡氏以鸟名官之类。颛顼之世，始以四时五行名官。尧舜时代官名稍稍可观，有四岳、九州八伯、百揆（天官）之称；夏商迄周，官制渐备，贾《序》引郑注云：“有虞氏官盖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因而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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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序》第二篇题为《序周礼废兴》，当是同篇序文的组成部分，学者见其专言周礼之废兴，因题笺其旁，复恐误会，特冠“序”字于其上。不意后竟窜入正文，成为篇题，刻书人所为也。这部分序言，论述了周礼及其书的兴废历程，如云：“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後至幽王，礼仪纷乱。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十世希不失’”。即是说以典章制度为主体的周礼，奉行十世之后，出现礼坏乐崩的状况，其标志便是“诸侯专行征伐”，周天子失去号令天下的权威。引《仪礼注》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周亡，灭去其籍。”周礼散亡，以致诸侯竟然不能区分礼仪之别：“晋侯赵筒子见仪，皆谓之‘礼’，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时，已经没有完具的周礼。故《仪礼注》云：“後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卒赖孔子的搜集整理，复使当时尚未完全丧失的礼乐得以全备。所以孔子曰：“吾自卫反於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卒後的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复更散乱。至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礼乐之典更复“大坏”，几至靡有孓遗。“汉兴，至高堂生博士传（今文《仪礼》）十七篇。孝宣世，后仓最明礼，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而“《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即指河间献王访书得《周官》于民间。据《隋书·经籍志》说：“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257)由于当时藏诸秘府，才有哀帝时命刘歆子承父业，整理中秘图书，发现《周官》事。刘歆为《周官》更名《周礼》，传其学于杜子春，再传而至东汉马融、贾逵。马融为作《周官传》，以授郑玄。而贾逵及郑兴、郑众父子皆为作《周礼解诂》。郑玄《周官礼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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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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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郑玄之注“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已是汉学之集大成，贾公彦因而论之曰：“然则《周礼》起於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惟有郑玄徧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乎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是以周礼大行，（为）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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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周礼正义》又称《周礼注疏》则是选择郑玄《周官礼注》和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为底本，(259)兼以旁征博引，穷原竟委，古注旧疏，赖此以存；深文奥义，依之而明。故在唐人所作五经疏中，贾疏可列上乘。《四库全书总目》称：“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260)与孔颖达《五经正义》相同，贾公彦《周礼注疏》也是对汉魏六朝《周礼》注疏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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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礼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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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注疏》是贾公彦完成《周礼注疏》后的又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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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本称《礼》，是礼的本经。今本《仪礼》十七篇，就是汉代所谓的《礼经》。秦火之后，“三礼”在汉武帝时被同时发现。据《汉书》载：“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61)其中之《礼》，即指《仪礼》。《汉志》但称“《礼》”，不称“《仪礼》”。汉时亦多有称《仪礼》为《礼记》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262)此处的《礼记》，实指《仪礼》。是因为着眼于礼经本文之后，又有“记曰”一段释经文字而言。“记”即是“传”，只不过“传”是传述人自作，或就经师传述而言；“记”则是学者对传述要义的记录，实则为一。《礼经》篇后的“记”，比较简略，仅是钩玄提要而已；不如大小戴《礼记》系统详尽。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著作则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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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周礼》系国家官方的“治职文书”(263)，那末《仪礼》则是社会约定的行为规范。《释名》曰：“仪，宜也，得事宜也。”因此，“仪礼”即是指在各类行事中适宜得当的礼节行为。《仪礼》所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都有一个起源、演化、改进乃至完善的过程。礼本起源于敬事鬼神的仪式，后渐转化为人际相待的礼仪。从事神而事人，这一根本性质转化的标志，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因此《礼》或《仪礼》所述之礼仪，肇端于周公之制作是不成问题的，经过近三百年的实践改进与变化，至东周而“礼坏乐崩”，其书亦随之散乱。孔子述礼正乐，搜遗补缺，将之重新整合编纂为《礼》（经）十七篇，即班固所谓“缀周之礼”也。周礼向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264)之说，经过孔子的缀集编次，“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265)。秩然有序，首尾完具，使有周一代礼典，炳然大备。皮锡瑞、梁任公曾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266)一语，论定《仪礼》为孔子所作，未免武断之嫌。孺悲赴孔子学“士丧礼”，是先知有此“士丧礼”在，且孔子知之，因而派孺悲前往受学。“《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只表明《士丧礼》从此写定，哪里有孔子自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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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重新发现《周官》、《仪礼》的同时，还有《逸礼》五十六篇，邵懿辰认为“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只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267)。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方面，已经囊括礼之大体，故孔子即手定此十七篇以为“礼”之教本。此外，历史上还有《仪礼》真伪之辨，古书写定之前后，窜入后世文字，本是难免之常事，以此论断其成书时间，讨论其书之真伪，可说毫无意义，因此不再辨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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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传礼者有高祖时之叔孙通，武帝时之高堂生及徐生一门师弟，皆为鲁人，以鲁为周公旧封之国，孔孟传学之地，故流风余韵至汉不绝。高堂、徐生所传，系今文经；至刘歆所重者，乃“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自此而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经本大同小异，只不过古文经学派认同《礼》书出自周公，今文经学派则认为出自孔子；今文学派压制古文经，并非维护孔子的著作权益，实则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禄，其用意已与拯时救敝的孔子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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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马融传刘歆之学，最早为古文《仪礼》作注，弟子郑玄又复遍注三《礼》，所作《仪礼注》会通三礼，博综今古，转训互证，文简义通。并从中提取出五礼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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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吉礼事邦国之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脍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周礼·地官·保氏》又有：“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268)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区分古仪制定新礼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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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讫隋，《仪礼》一直列在官学，士大夫间礼学之风不废，义疏迭出，可惜大多散佚。至唐，贾公彦继孔颖达《礼记正义》之后，奉敕为二《礼》作疏，《仪礼注疏》亦是按《正义》体例，总结往代《仪礼》传注疏解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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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在其《仪礼疏序》中分辨二礼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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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本则难明，末便易晓。是以《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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