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8490
1702048491
《公羊传》还有许多充满辨正精神，富有教益价值的学说，粗看皆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可是经过何《解》徐《疏》的阐释，都变成易于理解、启人心智的精神食粮。如“天子一爵”说，实际上体现了史迁所谓“贬天子、退诸侯”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所谓的《春秋》“微言大义”，所以不读《公羊传》，不足以了解儒学。何《解》徐《疏》的缺点，在于过度相信灾异学说，并一再引用谶纬之言以释经传，使之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因而招致后世的批评。
1702048492
1702048493
（四）《穀梁传注疏》
1702048494
1702048495
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经历与《公羊传》相同，据说也是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口授穀梁赤，自穀梁赤递次口耳相传，至汉方由学者用汉隶书之竹帛，著为定本。(284)因此《穀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惟“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285)。说明二传虽系出同源，但由于传习者理解的不同，加之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相去渐远的不同学派。所以东晋贺循曰：“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太常荀崧亦曰：“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没，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穀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286)可见三《传》虽然难于通习，却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孔子的学说，足可相互发明，不可或缺，皆有助于对《春秋》微言大义之领略。
1702048496
1702048497
汉代，三《传》尤其是《公羊》与《穀梁》的流传及兴衰，亦颇相起伏，据《汉书》载：“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宣帝时，征江公孙为《穀梁》博士。“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287)
1702048498
1702048499
《穀梁传》亦称《春秋穀梁传》、《穀梁春秋》，体裁与《公羊传》相似，亦采用问答方式诠释《春秋》经义。这应是二传同源的明证。无论其书在口传或写定后的流传过程中，都有可能添加进后人的理解，窜入传习者的旁批文字，比如以汉时地名换掉春秋原称；攻驳他传观点等，不足作为其书晚出的证明。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学史稿》即认为：“《穀梁传》与《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它们同属今文学派，同讲微言大义，同以释经义为主，同为问答体，《穀梁传》的写定则晚于《公羊传》。其所以有异说甚至驳论，是两家经师传授的不同，既是学术上的分歧，也是在野的《穀梁》学派与当权的《公羊》学派所进行的政治争夺，争夺的结果是两派并列于学官。”
1702048500
1702048501
《穀梁传》自西汉成书后，“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解诂之书众，而可观者少。至晋范氏一门研习《穀梁》，范宁“以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著为《集解》”(288)。并撰《春秋穀梁传集解序》曰：
1702048502
1702048503
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289)
1702048504
1702048505
既不满意前儒众说，乃自创“名例”，详密地辨析“疑滞”，讨论诸儒异同。书虽成于范宁之手，注解却多出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宁乃撰集“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穀梁传集解》虽亦经传并释，然其所谓“集解”，却主要是集其父及门生故吏，即“二三学士及诸子弟”，一门三代所作之解，并诸儒同异之说为一书。
1702048506
1702048507
范宁在《集解序》中，论述了《春秋》经产生的背景，分析了三传的得失，提出了一些释经的原则，可谓深中经传肯綮。其论《春秋》曰：
1702048508
1702048509
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
1702048510
1702048511
其论经传之关系曰：
1702048512
1702048513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
1702048514
1702048515
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
1702048516
1702048517
提出“通经为主”的原则和“据理通经”的方法。具体的成果，便是杨士勋所称“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290)以释经。因之可以不受“注不违传”的束缚，对旧注择善而从，“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亦可谓集大成者矣。
1702048518
1702048519
唐朝杨士勋为《春秋穀梁传》作义疏，终使之得立为九经之一。与公羊学的“以义解经”相较，《穀梁传》是“借事明义”，更着重宣扬礼乐教化，推崇仁德之治，强调宗法情谊，并对“民为君本”的“重民”思想做出新的阐释。如“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291)。又曰：“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292)“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293)从正反方面论证了民重于君的思想。
1702048520
1702048521
《穀梁传》常常援引古礼阐释《春秋》经文义理，并以此揭示经文中所寓含的褒贬损益之义。如《东观汉记》谓：“礼重嫡庶之序，《春秋》之义大居正。”(294)《公羊传》即倡导“君子大居正”。何休注云：“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295)“正”一般是指嫡长子，但“正”不必定“贤”；《春秋》“与正不与贤”的观念，实为杜绝王位继承方面的乱阶；但又可能导致另一种昏乱政治的产生。面对着这种政治伦理（尊尊，尊贤）与亲属伦理（亲亲，重嫡）的冲突，《穀梁传》采取重尊尊而轻亲亲的主张。提倡“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296)即主张不能以伦理取代政治。也是《穀梁》不同于《左传》、《公羊》处。《春秋穀梁传·桓公二年》书“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条下。杨士勋疏范宁注曰：“所以极言君父之恶，以示来世者，桓既罪深责大，若为隐讳，便是长无道之君，使纵以为暴，故《春秋》极其辞以劝善惩恶也。”(297)这都是对《春秋》笔削精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的忠实继承。
1702048522
1702048523
《春秋》之释经也，各有所长，郑玄《六艺论》曾有评论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杨士勋认为这是“先儒同遵之义”；阮元则曰：“《六艺论》云‘榖梁善于经’，岂以其亲炙于子夏，所传为得实与？公羊同师子夏，而郑氏《起废疾》则以《榖梁》为近孔子，公羊为六国时人。又云“传有先后，然则《榖梁》实先于《公羊》矣”。(298)二传先后可置勿论，其以“榖梁善于经”，近于孔子，则洵为至论。
1702048524
1702048525
范宁在其《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亦曾评论《春秋》三传之特色云：
1702048526
1702048527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
1702048528
1702048529
据杨士勋疏释，“《左氏》艳而富”者，是因为左氏“躬亲载籍，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艳’文辞可美之称也”。其失在于“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公羊》辩而裁”者，“‘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失于‘俗’者，以其多及人之隐私也”；“《穀梁》清而婉”者，“辞清义通”之谓。其失“短”者，谓其于经文大义，往往缺略不言故也。三传各有短长，故范宁以为避其短而扬其长，则可几于道矣。阮元称赏其书曰：“范注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杨士勋疏又为之“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299)。杨士勋在为《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的同时，尚著有《春秋公穀考异》五卷，宋代始佚。
1702048530
1702048531
二、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1702048532
1702048533
《开成石经》是《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撰成后二百年以后刊刻于石，立于国学的五经定本。因为同属维护经典文字字样及音义是否统一的问题，故有此举。惟其不称《五经》而号称“九经”，当为九经《正义》（《注疏》）撰成后之习称。而其最终刊于石者，又不限于“九经”，实为十二经。因述论之，以见唐代经学之发展云。
1702048534
1702048535
自《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675年）颁布以来，有关五经文字及音义的讨论、修订以及订正传抄讹误的努力，一直持续不绝。在两书颁布之后六十余年，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就曾将全本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屋壁，以供诸儒校刊正误之用。称之为《五经壁本》或径称《壁经》。
1702048536
1702048537
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记其事颇详。其文曰：
1702048538
1702048539
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辨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300)
[
上一页 ]
[ :1.702048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