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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禹锡所记，可知《五经壁本》创始于大历年间，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主持勘定五经和书写的是国子司业张参，目的在于校定以往经籍中之讹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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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参，开元天宝间举明经，至大业初任司封郎，授国子司业。所编《五经文字》三卷，附刻于《开成石经》之末，卷首有《五经文字序例》一文，阐明《五经文字》的缘起和体例，及国子监书《五经壁本》的原因。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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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於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职事之病，上言其状，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送尚书省。参幸承诏旨，得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自注：谓若借后为後，辟为避，大为太，知为智之类，经典通用）。陆氏《释文》，自南徂北，遍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固当以此正之，（自注：唯今文《尚书》改就今字，删定《月令》，依其时进本，与《释文》音训，颇有不同）。卒以所刊，书于屋壁，虽未如蔡学之精密，《石经》之坚久，慕古之士，且知所归。(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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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出现“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的严重状况，大历十年夏六月，有司上言其状，代宗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张参奉诏，“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最后将所刊定的五经，书于屋壁，即所谓的《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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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参为之作序的这部《五经文字》，自然是这次勘定《五经》的副产品，因为“以经典之文六十余万，既字带惑体，音非一读”，“犹虑岁月滋久，官曹代易，境复荒污，失其本真”，所以才在校勘经文的基础上，“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同时附于《五经壁本》之后，书于屋壁。全部工程的完成，前后费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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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张参《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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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书《五经壁本》之后不久，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兵变，德宗出奔，此后兵连祸结，几无宁日。国子监曾经兵燹，废毁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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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郑余庆任尚书左仆射兼国子祭酒，“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此次重修包括先师庙及诸室宇，并重新缮写了《壁经》。此时距张参始书“壁经”，已经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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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太和年间，由于壁书容易剥落，方改由漆书壁板之上。刘禹锡的《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主要记述的是太和年间再新《五经壁本》之事。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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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壁本》“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蔑，淟然不鲜，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国学上言，遽赐千万。时祭酒皥实尸之，博士公肃实佐之。国庠重严，过者必式，遂以羡赢，再新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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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即位（826年）后，革除穆.敬以来奢侈之风，释放宫人，裁减冗员，罢地方进献。不修葺宫苑，而特重国学的修缮。刘禹锡记述新修的情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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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可寻。堂皇靓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逊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飞动，以蒙来求，焕若星辰，以敬来趋，肃如神明，以疑来质，决若蓍蔡。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非止服逢掖者钻仰而已。(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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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新缮写可谓焕然一新，鉴于以前直书于土壁之上，无法长期保存，这次则采用上好木材，比照廊壁尺寸，剖成宽大平滑的木板，连结成密无间隙的整体版面，由善书之国子生员，缮写于木版之上。白底黑字，焕若星采。较之土壁，又是一番景象。刘禹锡十分重视此事，认为足可书之竹帛，志之艺文。于是在文末写道：“时余为礼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关决，故书之以移史官，宜附艺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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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书于国子监讲论堂的《壁经》，主要提供给学官和国子生员校订经籍之用，未能普及于广大举子和社会人士。于是在太和四年，《壁经》落成后不久，翰林侍讲学士的郑覃，即向文宗进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文宗“从之”。但刊刻石经的建议并未及时实行，因为第二年李宗闵、牛僧孺执政，恶郑覃与李德裕相善，罢其侍讲学士。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复出，郑覃任御史大夫，仍召为侍讲学士，得在文宗左右。“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304)太和九年十月，郑覃迁尚书右仆射，兼判国子祭酒，不久又以本官同平章事。郑覃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领导了国子监刊刻“石壁九经”的工程。“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旋令上石。”(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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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石经》于附刻张参《五经文字》三卷之后，又附唐元度《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作为对张参《五经文字》的补充，亦附刻于石经之末，“用证谬误”(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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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之刊刻，完成于开成二年。石经末署“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即开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此，唐国学《五经壁本》用了六十余年时间，距太宗贞观七年颁布颜师古《五经定本》于天下，整整二百零四年。至此，儒家经籍由纸本而登壁，由土壁而木版、由木版而石刻，最终成就了《开成石经》这部卷帙浩繁的石刻典籍。历经近一千二百年历史风雨之后，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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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定本》所谓五经与《石壁九经》的“九经”实际是一致的，所谓“五经”，礼经包括三礼，《春秋》实指三传。九经之谓，则是将五经分析而统称之为经。但是时称《石壁九经》只是《开成石经》的省称，文宗敕文明令“《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则《开成石经》实为十二经，应该无疑。后儒或未见《唐会要》，仍据《旧唐书》之省文，作了许多考证。《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条引《石经考》曰：“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及《郑覃传》，皆言石壁九经，即黎持之祀亦然。(307)其实九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不止九经也。”《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云：“惟验石刻，实十二经。”(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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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社会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各朝政府仍然十分重视经籍与文教的存废与维持。由于五代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推动了经籍、字样书的发展和普及。后唐宰相冯道、李愚皆重经学，因“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较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即“长兴三年二月，中书省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事。(309)然此役至后汉乾佑年间方始雕板完毕。中国从此有了雕版印行的经籍，减少了公私抄本的文字讹误。后周又继印发行了雕版《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无疑是在经籍普及与文字规范方面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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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直至南宋时确认《孟子》为“经”，合晚唐确认的十二经，成为至今传世的《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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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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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书灿《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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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天宇《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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