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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白长虹《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引台湾学者张宝三文，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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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明）鄭真《榮陽外史集·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版，第15—16页。郑真，明洪武初年临淮县教谕，广信府教授。其《榮陽外史集》卷六十、六十一两卷，全为唐人表章，共43篇。如此集中，全不见于著录；又不注明出处，《全唐文》本为辑佚之作，亦未录其半篇；其六十一卷另有五篇时文，首题《拟江淛奉化麦瓜并瑞表》，考前五十七卷，有《拟唐颜杲卿谕河北诸郡檄》，及魏晋两宋表文之拟作。又，六十二卷《晋王之国谢表》后有一《后记》，言晋王问其“表文体制若何”？答曰：“表系人臣告君之辞，词贵谨恭，意贵畅达，不在雕巧，自汉历唐及宋，体各不同”云云。则知此皆教诸生示例拟作之文，既非辑佚，亦非有意作伪也。惟其文各题应冠以“拟”字方是。不然将徒滋疑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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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册府元龟·雠疾门》卷六〇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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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新唐书·孔颖达传》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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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旧唐书·孔颖达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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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贞观政要集校·崇儒学》卷第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84页。严格地考察名次问题，应以原诏书为准，然已久佚，据同受诏人史传的叙述是难于论定的。史传的叙述，往往是顺文势而来，一般都是将传主置于首位，而说与某某同受诏作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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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新唐书·孔颖达传》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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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唐会要·论经义》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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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潘重规《五经正义探源》，载《华钢学报》1956年第1期，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此则转引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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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旧唐书·儒学上》卷一八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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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唐会要·贡举下·论经义》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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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见《册府元龟·学校部·校刊》卷六百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7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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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全唐文·长孙无忌·进五经正义表》卷一三六，1983年版，第1375页。引文有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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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郡斋读书志·尚书正义》条载：“唐史志传记事多参差，此为尤甚，所记撰者姓氏颖达外往往不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认为孔序未提及的“四人与于志宁入《周易正义》撰者中，可疑。”疑固可疑，要在疏通，不通，然后定疑。《新唐》病在过简，史实则多经考证，不可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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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清）齐召南《尚书注疏考证·正义序考证》卷五，第3页，《续四库全书》4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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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四库总目·毛诗正义四十卷》卷一五，中华书局，第12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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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旧唐书·崔义玄传》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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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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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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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十三经注疏·周易注疏校勘记·周易兼义上经乾传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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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周易正义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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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见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四十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3页，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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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中。“舍是通义，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今按：王注“见龙在田，时舍也”为“必以时之通舍”者，是兼“潜龙勿用”，“或跃在渊”等行为状态统而言之也，谓龙之所以现之于田，须根据时之或通或舍。非释舍是通义。而《文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则分明是时之通也，与释九二爻辞，时舍也，为“时之废止”显然矛盾。乾初二两爻虽皆处下位，而有当位与否之分，形势大不相同，能够出潜而现田，则时不可谓不通。然释舍为通至为迂曲，通，达也，顺也；舍，止也，废也；只有采取相反为训之一途，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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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伏牺画卦之说，史无异言，而《汉志》谓文王重卦。是不然也。若此，则此前安得而有《归藏》《连山》之存在？一说神农氏重卦，对此，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立有专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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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以上，参酌孔颖达说，见《周易正义卷首》论重卦之人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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