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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在历经漫长的分裂之后，中国又一次走向大一统，积蓄既久的统一愿望，至此表现为格外具有生命力的勃发与张扬，空前的大一统的局面为唐代仕人积极进取提供了政治基础。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原本在汉魏六朝无法晋身仕途的寒门仕子，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政治前景，激发了参政从政的热情，知识分子得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整个社会洋溢着昂扬的进取精神。在这种进取的精神感召下，刘知几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和坚定的爱国心。国家的富强，社会经济的繁荣，疆域的辽阔，结交的广泛，使刘知几形成了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政治的开明、环境的宽松，使刘知几具有开放的个性和深邃的目光。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一起，把刘知几内在的自信心，积极进取精神，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信念，雄视天下的气度，人格独立的意识，自我表现的欲望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突显出来。他要上继孔子修《春秋》的大业而改定由司马迁以来的前人史著。《史通·自叙》中表达了这一愿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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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磋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颇加厘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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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刘知几高度赞扬了当年孔子厘定群籍，删《诗》、修《春秋》、赞《易》、述《职方》，即是在笔削旧籍，述唐虞以来至周的历史，且文正义深，为后世立下光辉典范。但自孔子之后，事多史繁，故需要有命世之才方能加以刊正厘定，刘知几早年的宏伟抱负就在于此，“敢当此任”，他要效法孔子修《春秋》的榜样，“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写出不刊之典，作为后世标准楷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样的宏伟抱负是逐步树立起来的，刘知几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受到世俗的攻击。“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132)这里如实地表露了刘知几当时矛盾的心态，既意识到厘定群史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又担心世俗白眼，劳而无赏。但对实现儒家人生价值的憧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使他终于冲破压力，勇敢地担当起历史重任，这正是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刘知几追求“外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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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治学之本，坚持求真取信的治学态度，故其能在学术上思想上多所建树。除了史学理论之外，尚有许多治学经验与学术观点是值得效法的。如提出要消除门户之见，树立“兼善”风气，不要为一派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所限制。对各类图籍，都应一视同仁地加以分析，以便兼取各家之长。不致为一家偏见所蒙蔽。他忠告学子，凡“正经雅言”，“诸子异说”，都应该“参而会之，以相研核”。这种见解，比起“唯经”、“唯上”观点，自是进步得多。又如对待历代兴亡问题，刘知几极力反对定命论的历史观，他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惑褒姒。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妄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133)从而特别注重史学褒贬的功能性，这些认识都使其更富有求真求实的客观精神。《史通》一书，精当之论，所在多有，本文仅举其大要以概其余，深入的研究，还当俟之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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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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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杜佑《通典》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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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佑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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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父希望，重然诺，交游皆一时俊杰。为安陵令时，德州都督奏表称其政绩优异。曾为和亲使，出使突厥。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杜佑以父廕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有疑狱不能决，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区处皆得其要。元甫目为奇士，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后徙浙西、淮南节度史，皆表佑入幕府。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时，历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于是军兴以来之馈漕，佑得专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由于唐中期财务行政渐趋繁杂，乃特简大臣分判户部、度支及充盐铁转运使，分别管理租赋、财政收支和盐铁专卖事务。执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无不调度适宜，是为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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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代宗、德宗、宪宗三朝宰相，善于理财，政绩显赫；精通史籍，著作丰厚。虽身居高位，仍勤奋不辍，公余之暇，研究史典，笔耕不息，常常秉烛达旦。“先是，刘秩摭拾百家，侔拟《周礼》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杜佑以为尚未能将历代官制搜罗殆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在淮南节度史任上奏进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简约而详明。”(134)这大概是杜佑传世的惟一著作。是我国史籍中有系统、有门类、专载历代制度最早的一部政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杜佑因之成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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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建中初，河朔战乱不息，民生困迫，赋无所出。杜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则须省官，认为“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因而“欲求理要，实在简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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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上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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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设官之本，以治众庶，故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自汉至唐，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诚救弊之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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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子有六军，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今十二卫、神策八军，凡将军六十员。旧名不废，新资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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