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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即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朔方军节度大使的任命巡视朔方。“亲行五城，督士马”，总戎临边。率军平定庆州康待宾余党发动的叛乱，将散居河套地区的游牧边民迁徙内地安置，消除了河朔一带隐患。平叛之后，边镇兵赢六十万，说以时平无所事，请罢二十万还农。天子以为疑，说曰：“边兵虽广，诸将自卫营私尔，所以制敌，不在众也”，“不虑减兵而招寇。”玄宗采纳了张说裁军和改府兵为募兵的建议，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数年期间，出将入相，任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时，“入朝以戎服见，帝大喜”。兼天兵军大使期间，仍兼“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譔”(89)。《旧唐书》传论谓：“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驱貔虎之师，断獯戎之臂，暨居衡轴，克致隆平，可谓武纬文经，惟申与甫而已。”以文儒临边，于军帐修史，集儒雅伟烈于一身，可谓古今罕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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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七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上惨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诏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称赞张说道德文章，则曰“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感念其功业政绩，则曰“授命兴国，则天衢以通；济用和民，则朝政惟允”(90)。玄宗于震悼之余，撤乐停觞。敕赠太师，议谥曰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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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评价张说曰：“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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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亦谓：“说敦气节，立然诺，喜推藉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后卒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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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两个概念须要略加辨析：“文学”的概念古今不尽相同，作为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宽泛言之即人文学术，具体地讲是指经典之文或诗书礼乐的学问。《谥法》谓：“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92)没有一条涉及文笔诗词，后来才泛指文才或文艺之学。唐宋时代之“文学”，尚未完全丧失古义，虽已包含辞章述作在内，但仍然以经典之道的内涵为主。“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即指掌管诗书礼乐典章述作之任，含有把握其发展导向的意味，非仅指诗歌文章之属。玄宗称赞张说即将其学术列于文章之前：“精义探系表之微”，指其对经典义理辨析毫芒，精微处能够出乎系辞之外；“英辞鼓天下之动”，则是说其所铸造的宏词伟句，亦即文章有足以感动鼓舞天下的功效。在古代，经典之道一直是现实政治之上的指导思想，但并不等同于政治。古人视“文学”为载道之具，为文可以脱离政治，但不可以不言道，道是文学的核心内容。完全为粉饰政治服务，或完全与政治无关的文学观念，都不是古之所谓“文学”。而“粉饰”一词，今天只是修饰掩盖意，古则兼有修正、彰明意。所以《旧唐书》谓“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则有使文学与“承平”相称，足以彰显“盛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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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九龄在《燕国公墓志铭》中已对张说之文学，作有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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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夫先圣微旨，稽古未传，缺文必补，坠礼咸甄，与经籍为笙簧，於朝廷为粉泽，固不可详而载也。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邱明有耻，子云不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後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斯文岂丧？而今也则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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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之“斯文”，实则“与经籍为笙簧，於朝廷为粉泽”，而且“王霸尽在”其中；并且与“吏议”的“庸引雕虫”，以及丘明所耻的“巧言”，作了严格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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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本传》称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94)《新唐书·苏颋传》亦云：“景龙后，苏颋与张说称望略等，时称‘燕许大手笔’。”(95)今观其文，一字千钧，笔力扛鼎，其应制文章，代表国家之重，朝廷权威，骈散结合，音节流畅，思绪开阔，辞采飞扬，气势沉雄，勃郁奔放，最重要的是其思想格调之纯正与深沉。张说为学与徐坚并称，为文与苏颋齐驱，开启了盛唐清新拔俗宏伟壮丽的一代新风，思想领袖文坛宗匠，殆非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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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有文集三十卷，名曰《张燕公文集》，至宋代只剩二十五卷，即今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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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吏治与文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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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治国方略的最大特色是主张文治。方其为东宫侍读时就为玄宗拟定“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的治国方针，提出“引进文儒，详观古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的具体措施。当玄宗重用姚崇等，整顿吏治，巩固政权之后，复启用张说为相，致力于实现“王道”的一系列“文治”主张。“引文儒侍从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经术之道，开集贤院殿置十八学士，以修太宗之政。当时绍文之士始尚古风。上之好文，自说始也。”(96)终使开元之治进入“文物彬彬”，“粉饰盛时”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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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便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开元之治的前期任用姚崇，中期任用张说，而姚张的政策截然不同，何以皆能臻于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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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和姚崇不合，史有明文。先是张说设计阻挠姚崇入相，后是姚崇借故将张说排挤出阁。史书语焉不详，易令人产生两人之间有私怨的误会，其实只是政见不同而已。一个主张文治，一个主张吏治，而且皆为三朝元老，彼此了解，当然无法合作。张说与玄宗有师生之谊，玄宗岂不欣赏其“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的文治主张。但鉴于初掌大政，革故鼎新之际，首要的是整饬朝纲，恢复经济。于是玄宗于先天二年下达《命诸州举贤才诏》，令官吏推荐“抱器怀才”之士，而且“务求实用，以副予怀”(97)。又于开元六年下达《禁策判不切事宜诏》云：“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罗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於词，不用言浮於行。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自今已後，不得更然。”(98)所以毅然选择了“吏事明敏”的姚崇、宋璟、张嘉贞等相继为相，遂“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99)。张说虽然被贬出中枢，但不就被委以巡边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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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姚祟卒，张说即于当年拜相，但直到开元十一年张嘉贞罢相，张说亦完成靖边绥民的功业，然后才回朝主政。史称：“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100)这一年便被看作是玄宗由吏治转向文治的开始。张说推行其文治主张，遂将开元之治推向文明昌隆的高潮。姚、张政见不合，却能各至隆平，可见是各应其时而已。据史载，两人之间也是存在友谊与合作的。如《资治通鉴》记载景云二年，太平公主对时为太子的玄宗构成威胁，睿宗问计于侍臣。张说曰：“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101)大局遂定。其后，张说奉敕撰《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赞扬姚崇“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比之致君尧舜的禹与弃。称其“真率径尽，而应变无穷”，“言不厉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102)等等。对其一生功业，称美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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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吏治与文治之争”(103)，实际只是在儒治前提下，如何因时制宜之争，至多是主政风格或侧重点的分别。姚崇主张吏治，而开元之治赖崇以成其政理，张说主张文治，而开元之盛赖之以壮其声势。吏治尚质重实务，文治尚文重教化，皆就其总体治政导向而言，其时双方宰臣还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儒。风格不同，应该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与则天朝以来任用但识风咏的文人与执法峻刻的吏士已经截然不同。姚崇批评文儒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104)文儒执守先王之道，不知通变，拙于治事者居多，也是事实。如马利征开元八年补修书直学士，选授济川山茌令。素儒缓无吏干，到任无几，为吏人所诈遂免官。”(105)张九龄则批评吏治云：“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邱明有耻，子云不为，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106)于是，玄宗不得不敕令纠正另一种倾向：即“谓儒士为冗列，视之若遗；谓吏职为要津，求如不及”的观念，要求“天下官人百姓，有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奏闻”(107)。可见文儒已经成为斯时亟需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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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所谓“文人”实亦指“精于经史”，“文质兼美”的“文儒”，而与“雕虫篆刻”的文人不同。“文儒”一词，最早见于王充《论衡》，是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孔颖达所谓“文而又儒”其义相近。所以张说在“引进文儒”于朝廷的同时，也为时代引进了“文儒”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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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拔坚，壮士之力也。”首先将儒生与文吏致力的专长作了区分，又将儒生智力与壮士勇力作了比较。然后引据《尚书·梓材》“厥率化民”之义，讲明“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的道理；次引孔子之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此证明“能学文，有力之验也”。陈留庞少都尝向太守推荐儒生，曰其“才能（抵）百万人”。太守斥其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经一文，诸生能说百万章句，非才知百万人乎？”但王充认为“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万人矣。”又说：“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108)即是说“文儒”是胸怀先王之道，熟知经史百家，善为礼义文章，博览古今兴衰，集文章与儒生之才力于一身的儒士。比如董仲舒、扬子云一流人物。王充继而论证了文才之于文儒的重要性，比如“出谷多者地力盛，出文多者才知茂”。“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才力智能不及故也。然而才力茂盛，智能满胸的文儒，亦须遭遇有力者的引荐，方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致君尧舜，一展平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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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王充始料不及的是，自汉末以迄齐梁，抛弃仁智之道，崇尚释道玄虚，浮荡华靡的文风却成为笼罩文坛的主流，一直影响到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尚吏，委政于精于吏治的狄仁杰，赖其一力维持，国家倒也无事；武则天亦好文，宫廷内聚集了大批文士，酬唱赠答，歌舞升平，言不及义，更无关乎经国大业。文学与吏治两不相涉。这样的一些“迹荒淫丽，名陷俳优”(109)的文士，充斥文坛，列居要津，当然无益于国计民生。无怪乎要为姚崇宋璟以及受其影响的玄宗所轻。如开元六年有人向宋璟推荐山人范知璋，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又如同年四月，“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110)。姚宋选官偏重吏能而贬斥文学之士，与此有绝大关系。而二张（说与九龄）欲兴文治，所反对的也是这种脱离儒道的文学风气，所以才启用“文儒”这一概念，以示区别。同时认为纯任吏治不惟乏文，也易产生脱离儒术的倾向，当然也在反对之列，双方对立因是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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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宋璟所用多为“吏干”之才，虽乏文采，而学不疏；张说张九龄所引进多为文儒之士，亦颇通吏道，张说本人出将入相，吏能亦高。两派皆可致治者，非谓为文为吏，实则是客观上适应了不同时势之需要，主观上皆能根于公忠体国仁智爱民之心。虽各有侧重，要在皆未背离儒治之故。若细加分析，文治比吏治要求的标准更高，比如用人，文治主张任用怀有先王之道的文儒，属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而吏治主张任用精于理事的能吏，侧重于一时一事的实际效果。相比而言，文治追求理想，迂阔而难切于事情；吏治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而忽略意义与后果，容易走向事物的反面。比如李林甫之辈，即以吏治为名，实则任用的皆是有吏能而无人格，不择手段聚敛的势力小人，终至造成天宝末年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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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文治吏治皆为因时因势所需，时需吏治，而不可无文饰，无文则无以振奋人之精神志气，亦无以与社会物质成就相辉映；时需文治则不可轻吏能，无吏能则不足以解脱实际政经困境。所幸姚张之党争，并未以私憾妨碍公务，亦未将政纲偏向因喜恶而推向极端，适应了各自时期的发展需要。姚、张之前的房杜、狄仁杰，其后的杜佑、李德裕皆精于吏职；而之前的魏征，其后的三郑、裴度则为文儒之相，治术不同，皆不失为拯时救敝理政致治之良策。故皆能训致承平，为有唐之名相。因此说，无姚崇则无开元经济复苏政治清平之治，无张说则无开元文明昌隆人心舒畅之盛。张说文治是在姚崇吏治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开展，文治吏治交相为用，各得其宜，若缺其一，则无以成亦无以称之为尽善尽美的全盛之世。因此，姚张文吏之争，属于君子之争；张（九龄）李（林甫）文吏之争则纯系君子与小人之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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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吏治还是文治，在玄宗思想尚未转向道家“无为之治”之前，皆能因时制宜善加控驭，“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111)。使开元盛世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天宝初年，其影响当然就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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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主政期间，开创了历史上尊重“文儒”尤为尊重“学问”的社会传统。“张燕公尝谓人曰：‘学士者，文儒之美称。皆须诏敕特授，岂合因循自称。’”(112)同为宰相的源乾曜问张说“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113)指出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既有词彩，兼具“文学”。“辞彩”指诗文即今之所谓文学，而“文学”实指彰明经典的学问。故而说非具员之吏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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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院学士宴会，按惯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引觞同饮，时人伏其得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将议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或兴池观，或尚声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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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年，玄宗与宰相议广州都督裴伷先罪，张嘉贞请予庭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且曰：“吾此言非为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115)王夫之因而评之曰：“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訏谟矣。”(116)古礼“刑不上大夫”，非谓不置诸法；而“士可杀不可辱”与“养廉耻”相关联的道理，被张说说破，即尊重士大夫的人格，有利于培养其自尊心，也有利于养成整个社会的廉耻意识。从而由内外两方面提高了士阶层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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