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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替“圣天子”所作的“罪己诏”，确实收到德宗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和良好效果，不惟前线将士人人感奋，诸叛镇如“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66)。权德舆《翰苑集序》在叙述这段史实后说：“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南山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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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奉天蒙难期间，仍是卢杞主政，德宗猜忌之心重，卢杞不惟阿意逢迎，而且利用之以遂其私，巧言误国，不计其极。若非此时陆贽深得德宗信任，得在内署议事，运筹画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时内相”，则唐之存亡，真不可量。当奉天军情危急之际，附近四州聚集兵马驰援，本有一条安全路线可达，卢杞却以恐惊动先帝陵寝为由，驳回陆贽等人意见，令援军走两面夹山的漠谷，结果遭遇伏击，全军覆没。李怀光解奉天之围，卢杞却不让其陛见，令其迅即解救长安，怀光功高未赏，致令怨望，终至叛变。前此，李晟神策军、并渭北节度史李建辉与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与李怀光皆屯军咸阳，李晟觉察怀光欲叛，惧为其吞并，陆贽乃设计使怀光主动同意李晟移军渭桥，陆贽又料定晟军一撤，李杨二军必为怀光所并，再三请德宗密令二军先做准备，届时以晟军兵弱为由，明诏二军随李晟移军，由于德宗对怀光心存幻想，优柔寡断，未及采纳间，两军已被怀光吞噬，惠元被害，建辉仅以身免。德宗不得不再次南奔梁州。但总算保留下李晟一支生力军，成为嗣后收复长安的主力。说明陆贽不惟有文且多谋，知君知国知兵知人，运筹帷幄，如运诸掌，通过一系列事变考验，德宗对陆贽更加依重。《通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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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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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州期间，陆贽谋划的几件大事，对收复长安具有决定性意义。斯时在长安前线的只有浑瑊与李晟两支兵马，吐蕃援军因受朱泚重贿抢掠而退，德宗颇以兵力不足为虑。陆贽为德宗分析形势，认为反复无常的蕃兵撤退并非坏事，且叛贼气焰亦衰，有瑊、晟之兵马足矣。“但愿陛下慎于抚接，以奋起忠勇之心；勤于砥砺，以昭苏远近之望。中兴大业，旬日可期。”(69)德宗对陆贽的分析，甚感宽慰，自是又欲对浑瑊诸军进行“商量规划，令其进取”。无非遥制将帅，号令自专而已。陆贽因之再上《兴元奏请浑瑊李晟等诸军马自取机便状》，论用兵机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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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于钺，俾专断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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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镐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须臾，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自昔帝王之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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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听取了陆贽建议，长安不久收复，朱泚毙命；继而平定河中，怀光自缢。陆贽虑“谄谀希旨之徒，险躁生事之辈，幸凶丑覆亡之会，揣英主削平之心”，建议鼓乘胜之师讨伐淮西。乃上《收河中后请罢兵状》，陈述对时局的看法：勿以为只有淮西李希烈负隅顽抗，归诚效顺的诸镇亦且首鼠两端，顾衅观望，如果再于此时造次用兵，那么此前的《奉天大赦诏》即难于取信天下。各藩镇惧“祸将次及”，势必再度联合抗命，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此时应乘朱泚、怀光“相次枭殄”之威，示之以惠。“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党，悉无所问；赦淮右僭逆之罪，咸与维新。蠲贷疲氓，休罢战士，符经岁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至于淮西李希烈，此时“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虏，不有人祸，则当鬼诛”(71)（意其必生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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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遂命陆贽起草《诛李怀光后原宥河中将吏并招谕淮西诏》，充分肯定李怀光奉天勤王解围之功，宽宥河中胁从叛变将吏，褒奖壮烈死节之士；再次痛切自责，深致贬损，以昭示朝廷息兵罢战的诚意。遂使僭越者无以为辞，观望者其心亦安。河北诸镇相继上表输诚，李希烈不久亦被其部将毒杀，一如陆贽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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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两年间狂飙迭起，险象环生，卒赖陆贽冷静分析形势，运筹帷幄，挽人心于既散，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德宗还于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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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评价陆贽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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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之知国，如良医之知疾，察其形色，视其脉理，而识死生之变，不待其颠仆而后以为病也。陆贽论用兵之乱，如蓍龟之先见，何其智哉！夫岂如瞽史之知天乎，亦观其事而知之也。非独为贽之贤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觉也。天下之患在于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听，则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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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返都之后，陆贽仍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贞元三年，陆贽丁母忧，寓居嵩山丰乐寺。“籓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德宗复遣中使至苏州护贽父柩车至洛合葬，礼遇逾于恒人。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贽，贽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黩货，由是与参不平。”如权《序》所言“内外属望，旦夕俟其辅政，为窦参所嫉，故缓之”。同嫉陆贽者还有吴通玄、吴通微，吴氏兄弟在翰林“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文高而有谋，特为帝器遇，且更艰难，有功。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昵而不礼，见贽骤擢，颇媢恨”(73)。“会贽权兵部侍郎，知贡举，乃正拜之，罢内职，皆通玄谮之也。”(74)贞元七年，陆贽“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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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科试，同考官还有崔元翰、梁肃等，“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75)，“得人之盛，公议称之”(76)。据《旧唐书·欧阳詹传》说：“（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77)唐《科举记》更录二十三人姓名，曰“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78)。韩愈亦曰：“其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79)而导致谤毁的起因是陆贽的取人之法，亦即所谓“通榜”法，宋人洪迈释之曰：“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因已定于胸中矣。”(80)“通榜”之优点在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缺点是易牵于私人请托，以致“众望不惬”。这就易给政敌以可乘之机。“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榜书以倾贽。”(81)《旧唐书·吴通玄传》亦云“则之令人造榜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诽谤其他犹可，诽谤陆贽纳贿实在是拙劣至极，德宗曾批评陆贽“清慎太过”，劝其“如不能纳诸财物，至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结果还受到陆贽的反驳，岂肯相信这等谣言。但是五人的被贬终至被杀，却非仅为诽谤。李则之是宗室亲王，这一事件暴露出朝臣与亲王过从太密，有“交结中外，意在不测”的嫌疑，这是德宗所不能容忍的。陆贽上《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从“典刑不滥于清时，君道免亏于圣德”出发为之辩护，又上《奏议窦参等官状》、《请不簿录窦参庄宅状》，就德宗对窦参的处理提出公平中肯的意见，但都没被采纳，窦参等终被处死并没收财产。虽然如此，陆贽“以直报怨”的高风却足以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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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陆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成为真正的“宰相”。“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陆贽任相后，“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以“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又取消这一决定。德宗性本刚愎自用，又惩于杨炎、卢杞朋党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对政府设立的职司及宰臣不信任，是德宗出尔反尔的根本原因。陆贽因上疏论之曰：“陛下既听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恒必由之。”委任台省长官自择属吏，“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这一点本是不应过虑的。又指出“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若由宰臣“悉命群官”，则是“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敭为暗投”(82)，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弊端。德宗虽嘉其言，但仍追寝前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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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不仅洞晓兵机，而且熟稔经济，知人善任，正是其担任宰臣的优势。贞元八年七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卒，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所选务须得人。陆贽向德宗推荐杜佑、卢徵、李衡、李巽四人，除杜佑外，其余三人均为刘晏培养提拔的理财能吏，皆堪当此大任。德宗未许杜、卢；陆贽建议先授李巽给事中权判度支，待李衡进京后授予此职。德宗本已同意，不料突然改悔。又认为“司农少卿裴延龄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陆贽因上《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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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周制六官，实司理本，冢宰制国用，量入为出；司徒掌邦赋，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准平万货，均节百司，有无懋迁，丰败相补。利害关黎元之性命，费省系财物之盈虚。加以馈饷边军，资给禁旅，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若非其人，不可轻授。裴延龄僻戾而好动，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坚伪无耻，岂独有识深鄙，兼为流俗所嗤。顷列班行，已尘清贯，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将取笑四方，贻殃兆庶。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恐伤于圣鉴。(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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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德宗能够“重循前议”，更於四人之中，选择取其优者。或更与其他宰臣“参详，去邪勿疑，天下幸甚”。斯时已无失国失位之虞的德宗，自然是圣意难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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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延龄任度支不久，时任谏官右补阙的权德舆即曾两度上疏弹劾，一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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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所务，天下至重，上系邦本，下系元元。苟非全才通识，则有所壅。自裴延龄受任已近半载，群议纷然，皆曰非宜。延龄切于感恩，昧于量力，思有以效，强所不通，则有枉尺直寻之心，多方自固之计，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缘蒙蔽，触类滋长，致远恐泥，学制实伤，异时其败，罪之何补。官司闾里，众口一心，评议喧哗，所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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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曰：“经费之司，安危所系。延龄顷自判权，逮今旬岁，不称之声，日甚於初。群情众口，喧于朝市。”“臣职在谏曹，合采群议，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雠疾？陛下似宜稍回圣鉴，俯察群情。”(84)自然亦是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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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陆贽所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三奏量移官表》、《论沿边守备事宜状》均被德宗搁置，《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亦是“不从”，《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则直截“不听”，更惶论《论裴延龄奸蠹书》了。这与陆贽“内相”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细思其由，皆因裴延龄所言所行无不切合德宗此时的至尊心态与享乐心理；而陆贽仍旧思欲励精图治致君尧舜，且语言切直，少所避讳，早已使圣心不悦。《新唐书本传》说其“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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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谓“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次面陈和上疏极言其弊。自古忠奸不两立，延龄亦对陆贽日加谮毁。终于在贞元十年十二月，除贽太子宾客，罢知政事。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激怒德宗，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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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忠州十年，常阖户不出，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因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以示乡人。是其不能作救时良相，犹可为救世良医也。其间，德宗曾令新任刺史宣旨慰安，韦皋又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年仅五十二岁。朝廷议谥曰宣，世称陆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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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屡言“贽性畏慎”，然每临国事，则又“不自顾重”，剀切陈词，“不恤其他！”是真公而忘身者矣。故《旧唐书传论》曰：“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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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论陆贽，无过于苏轼，轼于《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中，曾对陆贽作过如是评价：“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86)。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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