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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11 陆贽著作有诗文集十五卷,早佚,仅存收辑其制诰、奏草、奏议的《翰苑集》二十二卷。今有收录《翰苑集》及辑佚之作的《陆贽集》和《陆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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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13 二、陆贽的治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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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15 (一)格君心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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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17 陆贽是历史上少数思想与言行高度统一的政治思想家。陆贽“勤于儒学”,自然深谙儒家的治道,所谓治道,即是所以治国理民平天下之道。天下者,民也,治天下者君也。君与民因之成为治道的两大基本要素,或曰两端。民为基础,而君为顶极,各级官吏则是代君理民或为民请命的中间阶层。《尚书·泰誓》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传》曰:“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替天以佑助下民即是所谓的君师之道,武王之所以伐纣,就是因为殷纣失去了这个“君师之道”。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君权固然须得之于天命,而天之明命又须视民意之向背为若何而定。因而《泰誓》又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87)。《虞书》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88)可见所谓天命,实际上亦即我民之命。《尚书·多方》有云:“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孔传》“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惟乃自乐其身,无忧民之言。”(89)不畏天命的具体内容即是“大其逸豫”,“无忧民之言”。反之,孔子所谓之“畏天命”,亦即是“大畏民志”(90)。《大学篇》在说过“大畏民志”之后,紧接着说“此谓知本”。即是说民意乃是政本。至荀子则径直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91)两者的本末关系在儒家的意识中是十分清楚的。民为政本,也是法家出现之前,古代思想界的共识。战国法家提出“君本”的思想,则是君主在政治运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因为原初儒家都是为民立命的圣贤,而非民自身,只能设想出由“圣王”来为民之主。虽然如此,本来在民的“权原”,仍须让渡于代表民意的君王,但是倘若王而非圣,却没有正常的制度来限制其权力,又没有正常的力量来执行“则易位”的主张。所以儒家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支持拨乱反正的政变和顺天应人的革命。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致君尧舜”之一途可行,即依靠说服的办法来解决君主与天下之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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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19 所以,中国为治之道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如何“格君心之非”,而格君心的方法和标准即是絜矩之道。“格君心之非”与“絜矩之道”都是古代圣贤提出的为治理论,“絜矩之道”是曾子为修齐治平而提出的为人处世准则,属于可以跨越时空的普世伦理。而“格君心之非”的理论,由孟子提出,由于君主成为中国治道的“权原”和关键,所以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92)意即国家用人、行政之失,都不足以厚非,最重要的是正君主的用心。国君心正,则国家政事皆可正定。这个能够格正君心的人,自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因其具有这方面的德能胆识,故称之为“大人”。这是一个在中国专制政体下特有的命题。而这样的“大人”,在后世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将道术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淳熟地加以运用者,则非陆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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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1 在这里,还有一个君臣的关系在其间,按照儒家的理想,君臣之间应按朋友关系处理,如子思即认为“君臣,朋友之择者也”。所以,孔子提出的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93)“以道事君”之道,是指天道和人道,天道无私,而人之道即是仁与义。儒家即以此公正无私之天道及讲仁与义的人道规范中国古代的治道,对违背治道的君主不惜冒犯地予以激烈的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中止合作,辞官退隐。孟子的仁政主张,则将儒者处于君民之间的位置,明显地向民的一方倾斜,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意即在治道之中,人民的价值最为贵重,社稷次之,君最为轻。因为人民是社会、国家的主体,无民何有乎社稷?而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诸侯(君)危社稷,则变置”。由于立场站在人民一边,真理在躬,所以具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孟子认为儒者之于君主,首先应该教以“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的为国之道,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伦指以制取民等人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臣之与君,无论是朋友还是君师,都是平等的关系。因而反对臣对君主的无条件顺从,“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儒家主张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但如果君有“大过”而不听劝谏,则应考虑如何请其“易位”(94)。说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已经颇具以臣民为主,君为客的意味。但是,孟子的理路,没有在现实中贯彻下去,自秦政按法家模式建立起统一大帝国,君为主臣民为客的专制政体,遂成为中国二千年不醒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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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3 法家尊君卑臣(民)的思想原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的严刑峻法,一是经济上的“利归于上”。自从“汉承秦制”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朱熹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95)而在经济领域,诚如苏轼所云:“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96)在“秦制”的现实之下,儒家的治道思想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坚持民本和“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原则。一方面与之相适应地吸纳了法家的“三纲”说,不过也将君、父的表率及相对意义带入其中,不尽是无条件的服从而已。对于无以限制的君权,不得已而抬出天的权威,“天谴说”便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民意在董仲舒那里,只能曲折地表述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97)“格君心之非”也只能借助“天谴”说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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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5 这种君权至上的情形,至唐初才有所改变。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位颇具民本思想的君王,并且完善了宰相制度,勇于纳谏,不吝改过,实现了君臣共治的儒家理想,因而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而作为中唐名臣的杰出政论家陆贽,和唐初的魏征同以直言极谏著称,但陆贽却没有遭遇明主的幸运。由于唐德宗的自负和任用小人,使陆贽所处的政治环境远较魏征时代复杂而充满险恶。因之坚持民本主义而格君心之非的难度也就更大。但由于陆贽的才具和识见,对于时局的原委及动向,多有洞彻的审视,故其见解立意深远,析理透辟,情辞感人,委曲尽至,因而能启沃人主,拯时救敝,而历为后人所尊仰。《旧唐书本传》称其“于议论应对,明练体理,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98)。《新唐书贽传论赞》则从思想作用着眼,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胙不竞,惜哉!”(99)意即陆贽本诸仁义拯救时敝的论谏,倘能为德宗多数采纳,唐胙何患乎不盛。直接把陆贽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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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7 苏轼对陆贽更是推崇备至,在上宋仁宗《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中,高度评价曰:“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是说陆贽在议论当世要务的时候,既能切中时弊的要害,又能坚守治道的原则,思理、文采、辨才、治术,都超过了古之名臣。又将陆贽的奏议论谏与古代的经典相比,认为“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100)所言亦是事实,因为时代的巨大变化,古圣先哲关于治道的训诫,多为针对当时史事随时而发,只是给后世提供一个理论原则,并不能直接拿来解决现实问题。而陆贽却能将古今的智慧,凝聚在一处,以解决错综复杂、积弊已深的各类军政问题,把握住“格君心之非”这一关键,然后运用“絜矩之道”的立体思维方法,对上下左右先后,举凡人我关系之各个方面,兵刑食货用人治事均无所失,皆以仁恕之道加以取舍安顿,真可谓划无遗策,计无不中,虑及深远,即时见效。而且皆从关系国家的大利大害处着眼,用以格正君心之非,而消解君心与民心的对立,亦即所以疏通天下之民意;使掌握权原的君主能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即是抓住了拯溺解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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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9 陆贽出而应世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割据、诸侯叛乱、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整个唐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继位的德宗皇帝,在代宗一朝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基础上,不先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急于用兵讨平叛镇。不听朝命,割据一方的藩镇,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有为的皇帝自应将其讨平。但战争不是可以仅凭意愿发动的,需要雄厚的物质准备和战略策划,亦即所谓的谋定而后动,最重要的还有民心的向背。而德宗全不度德量力,又不能听取陆贽对战争形势应分轻重缓急的分析,采纳其“端本整棼之术”,结果祸起肘腋,引发泾原兵变,乘舆一幸奉天,李怀光叛变,再奔梁州,面临亡国丧家的威胁,德宗表现出悔悟之情,能够听进逆耳忠言。卒赖陆贽的运筹帷幄,文经武略,内外戮力,方使唐室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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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1 陆贽在奉天兴元的奏议,其实并非什么奇计妙策,无非就是经国成务之要,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节用安民之术、布德服远之策。然而终能招复人心,克敌制胜,还于旧都者,就是能用诚信二字格正德宗之心,以“絜矩之道”度己及人,故能料敌如神,感人至深。化危机于无形,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分析陆贽这些饱含激情和睿智的政论,无疑也会增强对儒家为治之道的理解,岂虚言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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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3 儒家的民本主义理想原则,就是将君主与天下人同欲作为基准,以民为政治之主体,亦即政治权力的根源。陆贽将民与德宗最关心的财及兵的关系进行比较曰:“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101)因而治国理乱必须“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至于兵,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轻用。陆贽强调民是源,财是流;民是本,财是末。应该重民而非重财,只要得人何患无财,因为“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易于理解,但如何使之落在实处,却非易事。一般统治者以为拥有广土众民,即谓“得国”,而实则须得民心方谓之得国。所以陆贽说:“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君“得人心”的作用与方法“在于审查群情”,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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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5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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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7 此即孟子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03)之意。陆贽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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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9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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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1 以上议论,阐述了治道的两大要点,一是摆正君心与群情的关系;二是按照民心处理好人与财的关系。此处只论治道的第一要点:既然“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向背是政权安危国家兴亡的关键,那么,治国理乱,就应“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105)。亦即须奉行晋代袁准所谓“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106)之道。明代吕坤曾引伸《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言曰:“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107)则此语即是以国人乃至天下人之欲恶治国理天下,而不可以皇帝一人之欲恶强加于天下人。道家《关尹子》其书对这一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白:“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108)可见此是儒道两家共同认可的治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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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3 由于君主掌握着权原,所以其意志便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并进而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格君心之非的意义,正在于此。而关于人心之向背,不是让民心向君心靠拢,而是要求君心与民心同其好恶,不仅出于民心关系天下得失的利害考虑,也是对民心民意的真正尊重,可谓已经触及到政治良窳的核心部位。其价值、其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并予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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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5 陆贽所遭遇的君主,是一位富有才智意欲有为的昏君。《旧唐书》说他:“天才秀茂,文思雕华”,“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治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109)然观其所为,皆太平时期清廉皇帝的形象,而于拨乱世反诸正,则毫无弘谋远虑,内忧外患未除,则先自毁长城,因猜忌而罢郭子仪兵权,信谗言而杀宰臣刘晏。贞元以前,其心目中只有两件事,一是倾国之兵以讨叛;二是想尽办法税敛民财以供军需,因此而重用聚敛之臣,亲信逢迎自己的小人。自逞好恶,怠慢天下人之心,遂致天下分崩离析。蒙难时期的德宗尚能信任陆贽,及至还朝,马上故态复萌。《新唐书》说他“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110)。实则是有意利用小人,以达到控驭群臣的目的。所谓悔悟,所谓罪己,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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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7 德宗向陆贽求教“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前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君主的不能推诚于群下,甚而无端猜疑,又不能察纳雅言,以塞忠谏之路,终于招致“驯臻离叛,构成祸灾”(111)的乱局。所以竭力劝勉德宗“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使上下一心,共图治道。陆贽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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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9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於中,然後俾众无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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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1 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求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道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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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3 明君治国,必须广开言路,陆贽阐述纳谏之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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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5 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是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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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7 陆贽阐发推诚纳谏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但欲解决天下分崩离析的所有矛盾,则必须消融德宗与天下人的对立,对立既然是君主自逞才智所造成,那就必须抛弃君主个人之好恶与才智,“叶成汤改过之美”,“体大禹拜言之诚”,唯其如此,才能转祸为福,复归太平。陆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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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9 至於匹夫片善,采录下遗,庶士传言,听纳无倦。是乃总天下之智以成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化疑梗为訢合,易怨谤为讴歌,浃辰之间,可使丕变。陛下傥行之不厌,用之得中,从义如转圜,进善如不及,推广此道,足致和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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