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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在代宗永泰二年所拟《问进士》策，其第五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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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不有激发，何以相求？三礼何篇可删？三传何者可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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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已来，三礼、三传皆已被提高到“经”的地位，盛唐时期的法典《大唐六典》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158)。作为考试科目为天下通习。而至中唐，作为官方科举的试题，竟然认为其中应有可删、可废之书，可见其时学术思想的自由。《五经正义》列为考试的科目天下通习之后，并未因其权威性而成为控驭学者思想的工具，问题出在科举考试的功利导向和考试方法上，这一点当时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楚。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上疏指出明经试帖，积弊尤深，主张废进士、明经科，取通晓经术的孝廉，进荐于朝廷。取得当时许多大臣的赞同。尚书左丞贾至更指陈明经帖试的弊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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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学者以贴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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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帖试所考只不过是默诵经疏的记忆能力，而与对经书旨义的理解相较，实为“小道”、“末学”。“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於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明确指出科举取向的不当，导致“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终使经学教化功能的沦丧，并进而演化为社会秩序的动荡。元和元年元稹对策犹云：“所谓通经者，又不过於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於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160)士子大多只能习诵章句，即使是熟知传疏之学，亦不见得能够贯通经旨，颇违兴复儒术之本意。宪宗元和年间李行修复指陈其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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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学无专门，经无师授，以音定字，以疏释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经皆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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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调整经学研习的方向，培养治世人才，本应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民生凋敝，“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162)所以便由朝野士大夫自觉承担起这一学术救敝的重任，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派。“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163)可惜诸家“自名其学”的经说大都散佚，韩愈为《施先生墓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164)《困学纪闻》引《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俱曾诣士匄听说《诗》。”(165)“舍毛传郑注而另出新义，甚得太学生与朝野名士的拥戴。”士匄亦传《春秋》，其所讲《春秋》不取三传任何一家之注疏，而径直为《春秋》作传，史载：“士匄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166)所谓“穿凿之学，徒为异同”，“劳苦旁求”之评，说明其书属于以意说经，复能旁征博引，比勘三传得失的著作。这些“卓异”学派的新颖学说，给沉寂的中唐经学带来新风，但由于文献有阙，已难窥其全貌，至今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惟有啖助的新《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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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啖赵陆三儒及新“春秋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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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的创始人是啖助。助（724—770），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为人聪悟简淡，博通深识。以文学入仕，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著书，甘足疏糗。淹该经术，尤善《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春秋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167)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三传》所释皆未为得。《春秋》三传，歧异甚多，但有一共同点即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挽救“礼坏乐崩”的衰世，恢复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再建王道于天下而著。如《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著重於典章制度，以历史本事揭示孔子修《春秋》之旨意；《公羊》、《榖梁》二家则著重於善恶褒贬，从义理的角度去阐发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啖助却说：“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作为宏纲大领的宗旨既失，那么作为节目的传说也就很难准确了。认为《春秋》之作，并非是为了“遵周公之遗制”，或以一字之褒贬，使乱臣贼子惧。而是欲以夏政之忠道“救世之弊，革礼之薄”。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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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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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忠、敬、文概括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色，并认为三王之道互为因果，可以循环往复以救其弊。三者之中，尤应以忠为本，以文为末，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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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且末；设教于末，弊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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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周文物之盛、礼仪之隆，都不过是武王周公为拯救殷道敬鬼之失，不得已而作。“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只是政教之末，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设教之本。政教之本是忠道，周公未及改作而没，致使其弊甚于二代，陵夷至于东周，遂造成“王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局面。遂引《礼记·表记》孔子之言以证其说非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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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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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唐虞淳化之道虽然难行于今，但夏之忠道，还是可以通过变革而导致的。所以要“进退抑扬，去华居实”，以救周之弊。所谓“革礼之薄”，就是要将礼文之末，安置在忠厚之本的基础之上。细绎其意，所谓夏之忠道，即是“寡怨于民”。这与孔子以仁民为本，而已礼制为表的主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啖助复引《淮南子》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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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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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孔子《春秋》是以夏之忠道为本，对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总体继承，非仅要恢复“周礼”维护西周的典章制度而已。因此啖助指出：既然“《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则其“不全守周典礼”，也即成为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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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对孔子著《春秋》这一基本点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都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比较而言，杜预《左传注》的《春秋》说可谓全然无当弘旨，故啖助驳之曰：“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何休《公羊》说虽有见于《春秋》“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却又归结为“黜周王鲁”，“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宁《榖梁》说认为《春秋》只是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见识未免过于肤浅，“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以皆未喻《春秋》宗旨，故而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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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传毕竟是了解《春秋》指意的入门阶梯，啖氏并未因之将其一笔抹杀。如评《左传》：虽有“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弊病，然而“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评《公》《榖》曰：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识，往往钩深”。“意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啖助分析三传得失颇中肯綮，所谓舍传求经者，只不过是将其视为筌蹄，得其意而后弃之。实则于《公》《榖》旧说，颇多采择，会通三传以成其新学。啖氏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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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唯圣作则，譬如泉源，苟涉其流，无不善利。在人贤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浅者。若文义隐密，是虚设大训，谁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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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之歧异，实则是经学最大的家法宗派，若不能打破此疆彼界，然后加以会通，则对《春秋》经义，永难得到确解。此即新《春秋》学变“专门”为“通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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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使啖助丹阳之任秩满后不得北归，遂客寓江东，精研《春秋》，既不满意于前人对《春秋》的理解，认为“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于是发愤著述，“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169)，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历时十年，成《春秋集传集注》，复“撮其纲目，撰成《统例》三卷，以辅《集传》，通经意焉”(170)。以著书讲学为生。也就是在此期间，陆淳从之问学，赵匡与之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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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字伯循，天水人也。曾师从著名古文家萧颖士问学，代宗大历初，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之领宣歙，召匡入幕府。累随少游镇守迁拜，後为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官终洋州刺史。大历庚戌岁啖助书成，而“赵子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岂料赵匡返日，啖助已逝，时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於浙东，（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171)即《春秋集传纂例》其书。然赵子所损益者，亦自成一书，北宋《春秋》学者章拱之谓“赵氏集啖氏《统例》、《集注》二书及已说可以例举者，为《阐微义统》十二卷”(172)，此书北宋时尚存，后与啖助所著两书均佚。今传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自述》，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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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先生集三传之善，以说《春秋》，其所未尽，则申已意，条例明畅，真通贤之为也。惜其经之大意，或未标显；传之取舍，或有过差。盖纂述仅毕，未及详省尔。予因寻绎之次，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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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并非就是师心自任的穿凿之论，啖书既名《统例》，赵书亦称《义统》，是其自有义例可循，故其意乃心知其论不安于义例者，更随而疏之，以成其书。文中亦明确提出自己与啖助见解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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