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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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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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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爱慕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天地间有比富贵更值得爱慕和追求的。就人生价值而言，富贵只是“小”，超过富贵的是“大”。见此“大”则心泰，即心体安泰，意境高远。心泰也就无所谓富贵贫贱，而能处之一如。能处之一如，便能在道德操守和精神境界上发生转化而齐于圣。颜子因为见其“大”而心泰，既不贪图富贵，也不厌憎贫贱，而能够在富贵贫贱面前处之一如，因而在陋巷，箪食瓢饮，居此人不堪其忧之境却能始终不改其乐。所以说，颜子是亚圣。这里，“见其大”、“心泰”、“处之一”等词实际是对精神境界的描述，是一种经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超道德的精神境界。颜子之“乐”也正是来自“见其大”，这个“见其大”实质是见儒家圣人之道。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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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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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安道充为富贵，是摆脱了物质欲求束缚之后的高远精神境界。常能如此，则常安泰而无不足不适之感，也就能保持长久的精神快乐，金玉轩冕也就无足轻重。这里所谓“道”即是儒家圣人之道，有这种心泰见道的精神境界，便能蕴为德行，发为事业。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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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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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周敦颐的意思，圣人之道重在道德培养和切实践行，也即是内圣和外王相统一，而不当以文辞为尚，如停留于文辞之表，则只是陋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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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所谓“孔颜乐处”是要恢复传统儒家的圣人之学，并从中获取超越的道德精神境界和人生之乐，为当时的知识阶层确立人生的价值目标。因此，就其动机而言，孔颜乐处也是针对五代以来文人以至整个知识阶层崇尚文辞、沉溺于词章之学的陋习而发，是对浮华的词章之学的直接批判和有力回应。胡瑗在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的论题试诸生，也有这个意思，与周敦颐建立新儒学的立场遥相呼应。而周敦颐的议论更为直截明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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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其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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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不知务求道德，而只是崇尚文辞的弊端流行已久。此弊不除，则文辞只是徒饰虚车，文人只是艺匠。周敦颐认为，文辞应是用以载道的，文辞是形式，道是实质。可以说，这是对北宋初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关系讨论的理论总结，将文学规限到对圣人之道作表述的轨道上来。周敦颐在这里表现出坚持儒家道德伦理价值优先的一贯立场，与其思想重心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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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徒尚文辞，提倡文以载道，在周敦颐只是保障儒家圣人之道不被淡化甚或曲解的手段之一。要全面实现儒家道德学说，使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境界确立在孔颜之学的根基上，还必须有积极的方法和措施，此即周敦颐所谓改过迁善和师友之道。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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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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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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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是指德业不修，名胜于实，却偏贪图虚名，伪诈邀誉。无耻之人是不可教的，有羞耻之心者则可以教化。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批评，积极进德修业，务求实胜，则可以至于贤人。周敦颐很赞赏子路勇于闻过的精神，他说：“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306】子路喜闻过，见善则迁，故享有令名。如果有过而不能接受他人规谏，则必“不闻过”，而终至“无耻”，也就心性泯灭而不自觉。在周敦颐看来，改过迁善、进德修业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必须落到实处，此即尊师重友；师友之道是通向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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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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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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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309】师的职能是传道、授业、解惑，引导学生在学问人品诸方面得到发展。在周敦颐看来，师是“先觉”者，代表“天下善”，教导后觉者“自易其恶，自至其中”，【310】成为善人。《论语》载曾子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间相互切磋，使各自在道德修养上有进步。朱熹解释说：“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311】师友不仅能帮助启蒙发智，还能在道德修养上进行辅导。有了师友的教导，便能积极培养德性，富有道义，因而贵且尊。周敦颐推重师友之道对宋初讲学之风是积极的肯定，对宋明时期书院式讲学风气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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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周敦颐所谓“孔颜乐处”包括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见其大则心泰，身安道充，笃其实而去文辞之陋，闻过迁善，进德修业和师友之道等相互关联的内容，其中前半部分主要讲人生价值和精神境界，后半部分讲保障这一价值和境界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这即是说，超越而持久的愉悦的精神境界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内在基础和外在手段。前者是指以道德理想和价值关怀为核心内容的生命展开与境界提升，后者是指主体的人主动去除消极的杂染因素，并凭借师友的辅助以确保价值生命朝向最高的精神境界，进而打通日常生活之我与精神境界之我的分隔，使二者合一，从而保持同一的人格气质和精神境界。这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就是精神境界和修养工夫的统一。当然，在周敦颐，修养工夫并不仅指外在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内在德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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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关于“孔颜乐处”的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载的“四为”之志可以说是对周敦颐“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发展，二程则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周敦颐“孔颜乐处”的教导。程颢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312】“吟风弄月”和“吾与点也”都是对超越的精神境界的描述，表现出洒脱的胸怀。程颐对这一愉悦的精神境界也有着深切的体会，大约二十岁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作成一篇令胡瑗大为惊赞的论文。在此论中，程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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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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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外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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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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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文字不难看出，程颐在诸多观念上接受了周敦颐的影响。此外，“孔颜乐处”对于心学也发生了影响。王阳明把孔颜之乐解释为人心的本来状态，即“乐是心之本体”，寻孔颜乐处也就是回复到心的本来状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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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颜乐处由周敦颐首次提出后，便成为了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重大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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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周敦颐的地位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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