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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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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做隐逸者，也不图谋富贵，而是以君子自期。此实是儒家所追求的独立的道德人格精神，其中蕴含着超迈境界和济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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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看，“主静”和“一为要”是为学成圣的修养方法。就其作用讲，侧重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提升，直接地以意义世界的核心价值即中正仁义作为修养的目标。所谓“寻孔颜乐处”，实际上也离不开这一方法理论。故此，周敦颐的修养方法的理论也影响到后来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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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到周敦颐为学方法影响的当然是二程。二程多次讲到“诚”，其中就有周敦颐的启益作用。《程氏外书》卷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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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曰：“养心莫善于诚。”周茂叔谓：“荀子元不识诚。”伯淳曰：“既诚矣，心焉用养邪？荀子不知诚。”【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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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程氏遗书》卷二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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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荀子言“养心莫善于诚”，既诚矣，又何养？此已不识诚，又不知所以养。【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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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可见，二程接受了周敦颐关于“诚”的看法，却仍然认同于孟子的“寡欲”说，似乎并不接受周敦颐的“无欲”说。在周敦颐，“无欲”是“主静”的根本要义，二者密不可分。程颐则明确提出异议，他说：“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323】认为周敦颐的主静说是释氏理论，提出以“敬”字取代“静”字。但是，程颐又借鉴了周敦颐的“一为要”说。程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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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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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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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以“主一”解释敬，认为一则无二三，是指心的专一。这与周敦颐以无欲为“一”之义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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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周敦颐的修养方法论虽未展开，也没有完全得到理学家的认同，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意义，后来的理学家都非常重视对为学和修养方法的讨论，某种意义上说与周敦颐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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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周敦颐的儒学思想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中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系统。一方面，周敦颐承继了欧阳修、范仲淹等首倡的尊经学古、高扬儒家人格精神和宋初三先生广开讲学之风、推扬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基本格调，将儒学的发展纳入思想转型和观念创新的轨道，提出并初步解决了儒学发展的前沿课题。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狭义地讲是对《周易》的综合阐释，对义理派易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广义地讲是对儒学的整体创新，表现为已着手建立儒学宇宙论和本体论。“太极—诚”和“立人极”作为观念系统，反映了周敦颐将对宇宙发生之源的探讨和对儒家道德价值之源的探讨合而为一，实际是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存在依据追溯到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从而使得以道德理性精神为重要表征的整个儒家学说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同时又有着本体论的意义，以中正仁义为基本内容的“人极”作为现实社会的根本的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原则，实际就是“太极—诚”这一本体的体现或显发。所谓“孔颜乐处”，就是通过对传统儒学的个别问题（当然是意义重大的问题）的探究以获取新的体认和阐释，从而开展出新儒学。在周敦颐，寻孔颜乐处无可回避地是要指向“太极—诚”和“立人极”所构成的观念系统。而“主静”和“一为要”则是达到这一目标和实现个人精神境界（即成圣）的方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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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周敦颐的儒学思想对整个宋明理学尤其程朱一系的理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姑不论宋明诸儒对周敦颐学术思想系统所持态度和评议如何，至少“太极”、“诚”、“孔颜乐处”等观念范畴成为了宋明理学普遍关注和议论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议题。宋明诸儒所普遍看重的圣贤气象，实际是由周敦颐的“孔颜乐处”发其端。而“太极”一词，自朱熹始，释之以“理”几成定谳。对“诚”的理解则基本上沿用了周敦颐的意思。尽管如此，也应当看到，宋明诸儒对周敦颐儒学思想的或继承或发展或非议，可以说并没有完全遵循周敦颐的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章也只能算作对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尝试性理解，能否成立，则有赖学界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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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张载的儒学思想【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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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卒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仁宗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曾任丹州云岩县令等职。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务。熙宁初召为崇文院校书，寻即辞归，居乡讲学。据《宋史》记载，张载归乡后，“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327】熙宁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因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返乡途中，病卒于临潼。因张载长期在横渠镇讲学，当时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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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思想，前后经历了几番变化。他少年时喜好谈兵，甚至计划“结客取洮西之地”。【328】后上书谒见时任陕西招讨副使的范仲淹，而范仲淹则鼓励他以儒家名教为志业，并劝他读《中庸》。【329】这是张载思想上的第一次转折。张载读《中庸》后，虽有所获，然以为未足，于是又参访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亦尽知其蔽，遂反而求之于六经。嘉祐初，张载见程颢、程颐兄弟于京师，讲论道学之要，更涣然自信于儒者之道，“尽弃异学，淳如也”。【330】这是张载思想上的第二次转折。此时张载的思想，当与程氏兄弟较为接近。而熙宁年间居乡讲学，则是张载思想展开和成熟的时期，而成熟的标志则是其《正蒙》一书的著成。范育《正蒙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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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子校书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阴，横渠之阳，潜心天地，参圣学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书》数万言而未出也，间因问答之言，或窥其一二。熙宁丁巳岁，天子召以为礼官，至京师，予始受其书而质问焉。其年秋，夫子复西归，殁于骊山之下，门人遂出其书，传者浸广，至其疑义独无从取正，十有三年于兹矣。【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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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知，作为张载思想成熟标志的《正蒙》，是在他去世的当年才传给其及门弟子的。而通过书信与程颐讨论《正蒙》中的思想，也当在此前后。【332】此时张载的思想已与程氏兄弟相去甚远，也与他自己此前的思想颇为不同。因未能与门人弟子从容讲论，故即使是苏昞、范育等也未能深解其真意。二程对《正蒙》的批评，与未能深入其思理有关。《正蒙》的写成，可以视为张载最后的思想转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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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学的展开中，张载有其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在为儒家生活方式奠立形上根基这一方面，张载走出了一条迥异于程氏兄弟的道路。而且，无论是思想的内容，还是表达的形式，都从根本上摆脱了释老二氏的影响。在真正儒学话语的建构上，张载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甚至超过了二程和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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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气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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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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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蒙·太和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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