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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和诠解是程颢对于道学话语的构建所做的另一重要贡献。陈来先生指出：“程颢的仁说之主要思想有三：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539】其中以天地生生之意言仁，更是将先秦儒家就人道立言的概念与天道通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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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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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地之生意释仁，就为“仁”这一根源性价值建立了明晰的宇宙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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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和形下、道和器的区分，则为儒家的本体论建构提供了基础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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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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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作为宇宙的质料层面的构成要素，都属于器和形下的层面。只有天理才是真正的形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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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涵养上，程颢突显了“敬”的重要性，他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542】又说：“敬胜百邪。”【543】当然，程颢在讲敬的时候，往往失之浑沦圆融。“敬以直内”之道，实在是到了程颐那里方始达到深切明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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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程颐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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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自幼就克己自守，非礼不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上书仁宗皇帝，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544】后游学太学，为胡瑗所器重，处以学职。嘉祐四年（1059），程颐应进士第，廷试不中，从此便不再应考。他后来说自己“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因为“做官夺人志”。事实上，程颐虽未中进士，但他父亲官至太中大夫，屡有恩荫子孙做官的机会，而他每一次都把机会让给族人。熙宁五年（1072），程颐随父归洛，程颢此时也罢归，于是兄弟二人开始在洛阳聚徒讲学。自此，门徒日众。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等一辈旧臣被重新起用，程颐被举荐为崇政殿说书。程颐素来严毅，即使对哲宗也不稍有宽假，而从实际的教育结果看，这种一味的“尊严师道”似乎并不成功。元祐二年（1087），程颐被外放。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旧党失势，程颐被削职为民。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遣关涪州编管。在此期间，程颐潜心《周易》，撰成《周易程氏传》。崇宁二年（1103），“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由于程颐名列元祐党人碑中，所以“朝廷下河南府尽逐学徒”。在这种情况下，他迁居龙门之南，禁止学生上门，要求门徒“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门”。此后杜门家居，专心于《周易程氏传》的改定。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九月，程颐卒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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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于宋代儒学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各种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中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们这里只着眼于他在儒家经典解释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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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易程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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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宋的大多数易学家相同，程颐的《周易》注释也是在与王弼《周易注》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对于程颐而言，要想真正超越王弼以老庄为根柢的易学解释、重建属于儒家的易学系统，关键在于能否构建起一套与王弼的释《易》体例有着本质区别的解《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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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的解释学姿态上，程颐继承了王弼的立场。同王弼一样，他并不试图全无凭籍地解释《周易》，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解释学视野内置于一个由《彖》、《象》、《文言》和《序卦》构成的前视野。这种解释学态度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卦爻辞，而是把握和揭示《彖》、《象》等文本解释《周易》的原则和方法。换言之，后世的易学诠释不是为了揭示《周易》的“本义”，而是以理解和揣摩孔子的释《易》原则为目标。【545】有所不同的是，王弼只关注《彖》、《象》和《文言》，而程颐则在《彖》、《象》和《文言》之外，又增加了《序卦》。《序卦》的引入，对于程颐解《易》原则的确立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本节将以此为重心，探明《程传》中种种创设的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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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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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易程氏传》中，“卦才”是程颐用来解释卦辞和彖辞的重要概念。而既有的易学研究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失之笼统，没有呈显出这个概念在《周易程氏传》中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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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才”这一概念与所谓“成卦之由”的问题并无直接关联。关于《周易》各卦名的“成卦之由”，程颐在《贲》卦彖辞的注释中做了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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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体，又取消长之义者，雷在地中《复》，山附于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变为义者，风雷《益》兼取损上益下，山下有泽《损》兼取损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复取爻之义者，《夬》之刚决柔，《姤》之柔遇刚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为象。有以形为象者，山下有雷《颐》，颐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义也。……卦之变，皆自《乾》、《坤》。【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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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卦之由”讨论的是卦象与卦名之间的关系，即《周易》为每一卦象给出相应卦名的根据。这是王弼《周易注》未能真正提出和面对的问题。对此，程颐根据《彖传》总结出了七种情况：有的卦，如《屯》和《讼》，依据的是上下卦的卦义和卦象的关系；有的卦，如《小畜》和《大有》，则是取六爻中某一爻的爻位关系为卦名来由；有些卦，如《复》和《剥》，用的是上下卦的卦义以及阴阳的消长关系；有些卦，如《益》和《损》，则是兼取上下卦和卦变为根据；此外，还有兼取上下卦和某一爻爻位的（如《夬》），有依据上下卦的实际用途的（如《井》），有由卦象的外形而得名的（如《颐》和《噬嗑》）。与王弼的另一显著不同是，程颐并不排斥卦变的理论。【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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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易程氏传》中，“成卦之由”和“卦义”同样不能混淆。《程传》注解《讼》卦彖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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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有更取成卦之由为义者，此是也。卦义不取成卦之由，则更不言所变之爻也。【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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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成卦之由”与“卦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讼》卦而言，九二和九五这两个居中的阳爻是成卦的主要根据。而《彖》辞以“有孚，窒惕，中吉”为卦义，在程颐看来，就是“取成卦之由为义”。而这并非《彖》的通例，更常见的则是“卦义不取成卦之由”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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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传》中，“卦才”主要有两种典型的用法，两种用法分别有其固定的句式：其一是“如卦之才……可以”或“卦之才……可以”，其二是“以卦才言也”。两者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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