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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然犹上此论，无所遇，而杜门之计始决，于是首尾十年矣。虚气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诡遇而得禽，虽若丘陵弗为。”自视其几矣。又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岂不为大忧乎！引笔识之，掩卷兀坐者久之。【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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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五论》就其笔法和意图而言，与《酌古论》可谓一脉相承，即锐意进取，成就事功。然而，陈亮读了杨时《语录》之后，竟然“不觉恍然自失”。这实质是自觉到自家学力有所不足，不能宁耐，而虚气难以平抑，因而不免有恍然自失之感。又以孟子之说自我检讨，以为侥幸所获虽如丘陵之多亦不肯为，自家庶几近之；而孟子所谓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则令陈亮深感“大忧”。检讨之下，决计杜门读书，这个工夫首尾有十年。陈亮杜门所做的读书工夫，主要就是致力于心性之学的研讨，先后编撰了《伊洛正源书》、《三先生论事录》、《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西铭说》、《书伊川先生春秋传后》、《杨龟山中庸解序》、《胡仁仲遗文序》等。从这些书目及篇目，可以知道，陈亮对于程氏之学及北宋以来的道学是专门做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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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正源书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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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西铭》之书，明道以为“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笔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叙《易》《春秋》，盖其晚岁之立言以垂后者。间常谓其学者张绎曰：“我昔状明道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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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伊洛正源，即是指伊洛之学的正统发源。伊洛之学便是道学的概称，其正源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陈亮认为，周敦颐于去圣人百世之后，发奋有为，穷探太极之奥蕴，发明圣人之心，是天民之先觉者。周敦颐以《太极图》手授二程。按，此说出自程门侯师圣、朱震一系和尹和靖、祁宽一系。【1220】二程受学之后，学问日益光大。陈亮以为前辈此说不诬。按，所谓前辈，指程氏门人吕希哲，及其孙吕本中等。【1221】二程的道学，其宗旨见诸程颐的叙述，便是《明道先生行状》。而张载为二程表叔，他们之间长期相互讲学，尤其张载《西铭》，二程甚为推重，程颢尤言“某得此意”，却无“子厚笔力”。这些，都在陈亮所谓“源流”之列，其意在推尊道学为正统，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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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论事录》辑录了二程兄弟与张载讨论“法度”的文字和议论，其制作原则是“取（伊川）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录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1222】其命意则在于“自警”。《伊洛礼书补亡》是在袁溉（道洁）所藏程颐《伊洛礼书》基础上，“因集其（伊川）遗言中凡参考《礼仪》而是正其可行与不可行者”，【1223】修订而成。《伊洛遗礼》则是辑录所仅存的程颐所定婚与丧祭之礼之一二，而附于《补亡》之后。《西铭说》则开首即录有程颐《与杨时论西铭书》所谓“理一分殊”之说，并强调对《西铭》应当“以身体之”。他还对程颐“理一分殊”说作了进一步发挥：“一物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一理而分则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当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为理一也。”【1224】意思是说，有理便有与之相对应的万物，理一是分殊的内在根据和决定者，并不是说将一理分开来便成了万殊。人能实实在在地做到将生来所固有的理落实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人的行止语默都遵循其“定分而不乱”，也就是遵循各种规范和原则而没有妄乱，这就是理一的体现。陈亮强调的是理一与分殊是内在地密切联系的，而反对把分殊看做对一理的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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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不仅推崇周、张、二程，对于程门弟子及其著述亦颇有留意。在朱熹《语孟精义》已经刊行的情形下，陈亮有意将杨时《中庸解》、胡安国《春秋传》别刊为小本，以与程颐《易传》并行，起到了与朱熹相互呼应的作用。其《杨龟山中庸解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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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传有伊川先生《易传》，杨龟山《中庸义》，谢上蔡《论语解》，尹和靖《孟子说》，胡文定《春秋传》。谢氏之书，学者知诵习之矣。尹氏之书，简淡不足以入世好。至于是三书，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盖未之读也。世之儒者，揭《易传》以与学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谓不由《大学》《论语》及《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语孟精义》既出，而谢氏之书具在。杨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终病其未广，别刊为小本，以与《易传》并行，观者宜有取焉。【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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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列举的程颐《易传》、杨时《中庸义》、谢良佐《论语解》、尹焞《孟子说》、胡安国《春秋传》等，都是被理学家奉为经典的著作。陈亮对此也十分的重视，以为谢良佐《论语解》学者皆知诵习，自不待言，尹焞《孟子说》简淡，一般读书人难以耐住性子研读。而程颐《易传》、杨时《中庸义》、胡安国《春秋传》本是十分重要的著作，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流布也不太广，以至不是习见此三书且有志于科举者，竟然不曾阅读。有感于此，陈亮遂将此三书刊为小本，以利流布，以便阅读。由此亦可见陈亮对于程氏学派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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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及门而下，陈亮所推崇的就是胡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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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之诸公长者，以为五峰实传文定之学。比得其传文观之，见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隐忧，发愤至于忘食，而出处之义终不苟，可为自尽于仁者矣。其教学者以求仁，终篇之中未尝不致意焉。推其文以与学者共之，因文以达其意，庶几五峰之志未泯也。【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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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中所谓“辨析精微”、“自尽于仁者”、“教学者求仁”来看，陈亮所读胡宏“传文”当是包括了《知言》和《五峰集》。陈亮对于胡宏传胡安国之学颇为激赏，以为力扶正道，惓惓斯世，以至发愤忘食，可谓自尽于仁者，同时始终着力于教学者“求仁”。陈亮表示，通过与学者共同研读和推求胡宏之文，以明达胡宏的思想意蕴，或可继承和阐扬胡宏的志向和意趣。显然，胡宏之学也是陈亮所推崇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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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在周葵授受《大学》、《中庸》之后，尤其读了杨时《语录》之后，陈亮对于以周、张、二程为发源，以程氏学派为中心的心性之学确有较多的探究。这种探究不仅仅体现在对于道学源流的考察，对于程氏学派的追索，也直接体现在陈亮本人的思想及其发展历程中。三十岁时，陈亮曾有一个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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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两年来，方悟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仁于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于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非圣人姑为是训。“无若丹朱傲，无若受之酗于酒”，亦非独忧治世而危明主。人心无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子张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古之贤者，其自危盖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广体胖也。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学，圣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后世，言之而无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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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则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设辞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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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以上所述应当是乾道八年的情形，也就是陈亮读杨时《语录》而“不觉恍然自失”之时。陈亮对于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感触颇深，【1228】引发出对于仁与不仁的思考，其要诀便是克念的工夫，这个工夫也就是曾子所谓战战兢兢、临渊履冰的工夫。陈亮对此工夫的独到之见便是“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如能实有体认，则不仅能了解孔子所谓忠恕之道，而且扩充开来，可以体认到道在天下，无物非道。总之，上引文字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道物关系，二是心念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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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物关系，陈亮的基本看法是道在天下，无物非道，本末一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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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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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理之徇，惟是之从，以求尽天下贤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于外求，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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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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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道并不超脱于事物，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因而当政者只要遵循理，充分听取和采纳贤者的意见，让生民顺遂长养，这样的事功是很大的，不必向外寻求所谓道，而是无道外之事，事为道显，道在事中。所谓道无本末无内外，也就是强调道与物，道与事一贯，本末一贯，内外一体。这与程颢所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1231】程颐所谓“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1232】确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陈亮所谓道，也就是尧舜孔孟之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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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以健顺育万物，故生生化化而不穷；尧舜以孝悌导万民，故日用饮食而不知；夫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天下，故天下以仁义孝悌为常行，虽九夷之陋，南子之邪，阳货之奸，或接夫子之德容，或闻夫子之德音，而犹能变迁，况生乎其邦而浃洽乎圣人之德化邪！【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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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孔子之道即是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是天地之道，也就是以尧舜孔子之道与天地之道为一。二者的作用各有所侧重，但其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天地之间的不二之道，都有长养化育的功用。相对来讲，天地之道的作用体现在以健顺之德化育万物，因其有健顺之德，故能生化不穷。尧舜孔子之道的作用体现在以孝悌之义训导万民，因其有孝悌之本，故能使万民自化于日用饮食之中而不自知。孔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布天下，让天下万民受仁义孝悌之教，以仁义孝悌为个人行为的伦常。于是，虽陋夷奸邪之人，一经获睹孔子的德容，获听孔子的德音，体现在行为上，犹能有所改易迁移，何况生于鲁国而深受圣人之德浸润的人呢。以尧舜孔子之道即是天地之道，先秦儒学已有此论，宋儒继承并发扬了此种思想，陈亮也是承继了儒学的正统之论，而作如此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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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儒家的圣人之道即是天地之道，而圣人之道的主要作用在于教化和治理万民，那么所谓治道当然也就是圣人之道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圣人之道的一种运用。陈亮不仅阐述了“治道”，并且将治道的本原归结为人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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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治道有本原，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于其末，则胸中扰扰，日见其多事矣。抑不思治原于一心，心既扰扰，则以刑罚，说者或以刑罚为务；以征伐，说者或以征伐为务；以聚敛进者，或以聚敛为务；否则心主乎嗜欲，主乎便佞，又否则主乎广宫室，广台榭，而天下不胜其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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