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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关于道统的叙述可以看出，叶适的思想主张是道德义理与治教人事相结合，道德义理通过事功得以体现出来，反对脱离事功以言义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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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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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叶适主张二者兼顾，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而道义光明，也就是说利的实现即是道义的体现。而董仲舒之论，却是疏阔不切实用。叶适甚而明确提出仁义礼乐无分子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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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为；三才未尝绝于天下，则仁义礼乐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古之圣人由之而知，后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与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与天下共由之，是则有差矣，然而仁义礼乐未尝亡也。儒者之述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其意以为唐、虞、三代之圣人能自为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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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仁义礼乐绳绳乎其在天下也。【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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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认为，儒者对于仁义礼乐的探究有功有过，其功在于论仁义礼乐必溯源于唐、虞、三代，其过在于论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即三代以下仁义礼乐不存。叶适提出一个观念，即仁义礼乐是“三才之理”，三才贯通古今，仁义礼乐当然也就流行于天下古今。故此，叶适主张“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也就是仁义礼乐无时不有，三代两汉、往古来今都有仁义礼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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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的历史存在和作用，叶适也是主张无分子三代与汉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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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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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昔以不知道为患，而今以能明道为忧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于天地万物之中，使无以异于汉、唐、三代之世，然后可以无憾。【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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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道始于尧、舜、三代，道是一个总名，分开来讲有不同的所指，从政治来讲道就是皇极，从教化来讲道就是大学，从运行于天下来讲道就是中庸。道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但又无不合于治、教、行这样三个方面。对于道的认识，可以根据其名来考核其实，也可以通过事物来了解道的含义。三代而后，也可以通过治、教和道行于天下三个方面来达到唐、虞、三代这样的理想社会。对于道的含义，叶适也从哲学的角度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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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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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为两之所能依而非两之所能在者也。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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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根源于一，道也只是一个，道又是不可见的，通过相互对待、对立的两面的交互作用和变化表现出来。所谓两，是指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等，包括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两面。万事万物无不有两面，两面的交替变化便体现了道的运动和作用。中庸是一种至高至善的准则，物的两面以中庸为依据而达到交替变化中的平衡，道则以中庸为极致。不过，叶适对于一物之两如何运动变化似并没有详细阐述，即使是对于《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并没有展开阐释。他说：“一阴一阳，氤氲而眇微，至难明也。”“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1262】所谓一阴一阳氤氲而眇微，说的是阴阳的微妙变化，其间的微妙之处确实“难明”。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谓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就是指阴阳本身及其变化不即是道。此说也无问题。可是，叶适所谓“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确乎难以索解。可以说，叶适对于道如何“成于两”的问题并没有作深入系统的阐述，而这个问题正是宋儒所较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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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出“道原于一而成于两”以外，叶适还对道与物的关系作有论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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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道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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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有物即有道，物在道在。物有固定的处所，道则没有固定的处所，因而道可以兼该万物，物则有限定性。如果固执于物，则不能达到对道的了解和把握。道虽然广大，具备众理，统摄万事，但道要发挥作用，则终究需要落实在物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物不至于流散。圣贤经世之业，也就表现在能够很好地处理道与物的关系，以道兼该万物。由于叶适把道和物看做同时存在，并不认为道可以先于物而存在，因而对于《老子》所谓先天地生的道持反对态度，认为“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1264】总之，叶适关于道的看法，以道不离物、物在道在为主，这也与他关于道统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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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上述，叶适作为永嘉事功之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基于对现实问题和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切，广泛地探讨了各种现实的和学术的问题，他的一系列主张和看法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就其儒学思想而言，叶适对于儒学的学统和道统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检讨，他的主要看法是儒家道统从来就是与现实的政教、礼乐、人事密切相关的，没有先于物、离开物而独立存在的道。儒家素来所讲的道德性命，也是“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1265】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叶适对于孟子以后以至道学都有所批评，以为孟子以后的儒学难免有离物言道的病痛。与永嘉之学的前辈如薛季宣、陈傅良相较，叶适的儒学思想表现出对于儒学道统历史、儒学道德性命及其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密切关注和系统阐述，从理论上深化了事功之学。故而全祖望评论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1266】所谓“一洗之”，当主要指思想的系统化而言，也就是不仅仅关注礼乐制度，而是深入到道统及道、物关系的论说。同时，叶适所论的问题也超出了其前辈所论的范围。所有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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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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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虽对此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这一疏远的背景”的“重要性与有效性”。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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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复：《上孔给事书》，《孙明复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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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3—40页。在排斥释老、贬抑浮文上，石介是最为激烈的。他为此专门撰写《怪说》一文，以佛、老和倡导西昆体的杨亿为“三怪”，参见《徂徕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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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百家曾转引黄震《日抄》对三先生的评价：“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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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阳修：《文忠集》卷二五，《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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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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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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