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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为文的角度谈读书贵在消化，吴澄将为文与读书的关系譬之为蜜蜂所酿之蜜与所采之花。作为格物重要形式的读书与博记览者的读书不同，后者“乃或窒塞而不通，固滞而不化”。不能贯通，不能消化，则书之所言终非己之所有，书是书，我是我，读与不读无以异。而所谓物格者，其人有所觉有所悟，非复故我。读而依然故我，则仅为记诵之事，不得称格物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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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读经为例，吴澄要求反于身、归于约、贯于一，以豁然有悟者为善：“古圣遗经，先儒俱有成说，立异不可，徇同亦不可，虚心以玩其辞，反身以验其实，博览而归诸约，旁通而贯于一，一旦豁然有悟，则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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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而归诸约，旁通而贯于一，这涉及具体的读书方法问题。在这方面，朱熹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吴澄也吸收了朱熹的读书之法，他说：“朱子曰：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噫，读《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夫极其精所以尽其大也，不尽其大无以得全体。”【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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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一再指出，读书非夸多以炫人，要在明此理存此心：“人之异于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与我之理也。所贵乎读书者，欲其因古圣贤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也。”【442】因此，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可以说，读书是一种驱除黑暗照亮自身的活动。吴澄正是用了类似的比喻：“举世怅怅，如无目之人，坐无烛之室，金玉满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宝也。倘能感前圣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觉焉，譬如目翳顿除，烛光四达，左右前后，至宝毕见，皆吾素有，不可胜用也。”【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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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吴澄有关理气心性之论，人心之灵在于全天所与之理，人得天之所与以为性，然为气禀所局，心之全体大用不能尽明，此犹“无目之人坐无烛之室”，故须加格物之功。物既格，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犹“目翳顿除，烛光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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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能因书之言明此理存此心？盖“书之所载，理也，义也。理义者，吾心所固有，圣贤先得之寓之于书者也”。【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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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理义为人心所固有，既是为读书明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同时，也决定了读书者最后必须回到身心上下功夫，而不是向外探索。吴澄认为：“善读而有得，则书之所言，皆吾所有，不待外求。”【445】物既格，知则致；知既致，则当实用其力以实行之，此即诚意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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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而明此理存此心，此为吴澄所说格物之事。既明其理存其心，又当实用其力以身履之，此为吴澄所说诚意之事。吴澄反复强调读书必须真知实行，即是要求格物致知后须继之以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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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以来，朱熹之学大行，家藏其书，人诵其说，元时更勒为功令，可谓尊之之甚也。然吴澄以为，若读而不真知实行，徒剽掠四书五经之绪言以趋时干进而已：“朱子之学，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皎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礼、践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圣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实行，岂徒剽掠四书五经之绪言以趋时干进而已哉？”【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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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尊者何谓？吴澄尖锐地指出：“夫尊经云者，岂徒曰庋群书于高阁以为尊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尝言‘尊所闻’，子思尝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亵慢之谓。经之所言，皆吾德性内事，学者所闻，闻此而已。所闻于经之言，如覃怀许公所谓‘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后谓之尊。读其言而不践其行，是侮圣人之言也，谓之尊经，可乎？”【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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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季以来，世有习儒业者，日讲夫四书五经之书，自高于记诵辞章之徒，然口说而已，真知实践则未，如此者，吴澄直斥其与剽窃训诂、涉猎文义无以异：“记诵以矜其瞻，辞章以炫其艳，末也。必也，处内处外而有孝慈恭逊廉耻忠信之行，明于人伦日用之著，通于天道物理之微，审于公私善利之几，存其仁义礼智之心，检其血气筋骸之身。其静也中，其动也和。周于国家天下之务，无施而不当。退则有志有守，进则有猷有为，庶乎其可也。若夫日讲圣师之书，而不真知不实践，于是数者无一焉，则亦剽窃训诂、涉猎文义而已尔，与彼记诵词章之末何以异？”【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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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澄来说，记诵辞章之学原与儒者之道不同，宜乎儒者不屑，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一些自命为圣人之徒者其实则与记诵辞章无以异。朱学后劲如北溪陈淳诸人在性理的辨析方面较其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溪字义》之类，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几无余蕴，然于践履未免少欠。元初大儒如许衡、刘因，鉴于前史，吃紧为人，专意实行。吴澄由宋人元，家国之痛，身同感受，尤恨徒事讲说不事实行之学风。其解格物为实悟、诚意为实践，皆着重一“实”字，盖惟恐朱熹格物之学流于训诂讲说耳。明白乎此，方能理解何以吴澄遍注群经著述累累却反感于钻研文义之习。吴澄非欲废却读书讲学一节，而是要使学者了解，若读书不加实行，犹格物而不继之诚意，宜其愈求愈远，愈学愈罔。吴澄说：“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睹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起程，两月之间可到燕京。则见宫阙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风沙如何，习俗如何，并皆了然，不待问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探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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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燕京之风土民情，最佳之方式莫若亲至其地，而非研究他人记录。吴澄用这个比喻表达了与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相近的意思。书之所载，前圣往贤体道之言，犹曾到燕京者之记录，求道之人若不亲身实践，以为单靠读圣贤书即可成圣成贤，其荒谬犹如欲知燕京事者不亲至其地，而但凭人之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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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史”固然是程朱一系理学所重视之格物形式，但程朱从来都不曾说观圣人言语、揣摩测研经义就可以达到成圣的目的。吴澄发挥了朱熹《大学》有二关之说，主张读书当融会贯通以明吾心之理，既明吾心之理又当实用其力。如果说，读书而有所领悟，这基本上还是一种理智活动，那么，因所明之理而实用其力，则是一种成就自我的行为。格物必须继以诚意的思想再次表明，吴澄所理解的为学是一种知行综合的道德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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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许谦与金华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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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地区的理学历来比较发达，早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吕祖谦就创立了“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同时，朱熹亦曾到金华丽泽书院讲学，接引弟子。吕祖谦先殁，门生弟子往依于朱门。而朱门高弟黄榦在此讲学多年，一传于何基，再传于王柏，王柏又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递相授受，朱学不绝如缕。因何基居金华北山，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北山学派。为了与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相别，这一支朱学通常被称为金华朱学。金华朱学的鼎盛期是在金履祥和许谦从事学术活动的元初、中叶，而宋末的何基【450】、王柏【451】则是金华朱学的发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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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他们传承的金华朱学一直延续到了明初，可谓影响深远。全祖望曾评论说，金华之学有三变，到许谦时“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远逊于金履祥，这是一变；到柳贯、黄溍这些人，“遂成文章之士”，这是再变；而到了宋濂那里，“渐流于佞佛者流”，这是三变。【452】究竟而言，柳贯、宋濂这些人以文章名世，是所谓“得朱子之文澜”者，【453】本不以理学为擅场。许谦是金华朱学最后的干城，他在学术上已经暴露出支离烦琐的倾向，正是这一倾向导致金华朱学最后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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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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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号次农，学者称仁山先生。“少而好学，有继世志，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无不博通。”【454】十九岁慕濂洛之学，二十三岁受业于王柏，并从登何基之门。自此，“讲贯益密，造诣益深”，【455】元军围攻襄樊，宋廷无计可施，他献从海道取燕、蓟之策，未被采纳，后成为元代发展海运的重要参考。入元后，以遗民自居，隐居教授，著述终身。著有《通鉴前编》、《大学章句疏义》、《论孟集注考证》、《尚书表注》以及《仁山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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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履祥治学的特点是“融会四书，贯穿六经”，门人许谦曾评论说：“其于学也，于书无所不读，而融会于四书，贯穿于六经，穷理尽性，诲人不倦，治身接物，盖无毫发之歉，可谓一世通儒。”【456】他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用功很深，专门为之作疏。他的疏不是一味信从《集注》，而是有所质疑与补充，黄百家即评论说：“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457】他还非常重视《尚书》，《尚书表注》以及以《尚书》为主要材料的《通鉴前编》就是他在《尚书》学方面的成果，他在王柏《书疑》的基础上进一步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传古文者托之”。【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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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思想方面，金履祥继承了王柏重视阐发程朱“理一分殊”的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若干发挥，如在《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中，他发挥了二程有关天地之心的思想：“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语其象，则复卦一爻是也。夫当穷冬之时，五阴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用事，风霜严凝，雨雪交作，万物肃杀之极，天地之间，若已绝无生息，而一阳之仁乃已潜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化生万物之初乎？异时生气磅礴，品物流行，皆从此中出。”【459】他还指出“凡事莫不有复。如此宫既废而新，则为学校之复。纲常既晦而明，则为世道之复。国家既危而安，则为国势之复”。【460】这里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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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疏义》、《论孟考证》等著作中，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较为详尽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知而能之，知行合一”的命题：“（《集注》云：）效先觉之所为。（疏曰：）古人为学是先从事上学。所为先觉之所为，是其行事践履、文辞制度，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先觉之所为也。朱子于《或问》中论学分‘知’、‘能’二字，《集注》盖合言之。觉，知也；为，能也。明善，知也；复初，能也。其间语意并合二意，而‘效先觉之所为’一句尤明备。夫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为而效之。盖于其言行制作而体认之也。段内皆合知能意。”【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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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许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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