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2127

1702062128 危素长于文学与史学，在元末文坛上享有盛名，宋濂称其“名震江右”，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550】他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具有良史之才，“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餳饼馈宦寺，扣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551】

1702062129

1702062130 虽然危素不以理学闻名，但在儒学史上却是陆学由元向明过渡的重要人物。史称，他学于“江东四先生”中的祝蕃、李存之门：“（危素）学于祝蕃远之门，称高座”，“亦学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远。”【552】据其自述，在天历、至顺年间（1328—1333），他还多次拜访过陈苑，受其“启迪训掖，无所不用其情”，【553】另一方面，据宋濂说，吴澄、范椁与他是忘年交：“二公皆折行辈与之为礼，吴公至恨相见之晚。”【554】从以上情况看，危素受到多方面的学术影响，其师承比较复杂，诚如全祖望所论，他“遍请业于其乡之硕儒”，“其统绪固不自一家也。”【555】

1702062131

1702062132 据说当年祝蕃对危素曾寄予厚望：“其请业而退也，蕃远必目送之，谓侍者曰：‘他日能传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556】在一定程度上，危素也确实没有辜负祝的期望。他在与修《宋史》时，特地将陆九渊四大弟子之中的舒璘与沈焕同传，【557】且称赞舒璘之学说：“素之不敏，盖粗考公之学一本诸心，故发而为言无往而非此心之妙，斯岂执笔摹拟区区于文字之末者所能窥其仿佛哉！”【558】他还访求沈焕的遗著，特地写信给道士吕虚夷：“端宪公（沈焕），子郡人，遗书当存，能为求之，甚幸”，后者派人奉书至京，他“既缮写，而序志之”，【559】在谈论朱陆异同问题时，他反对两家后学的门户之争，主张会同。他说：“昔者，朱文公、陆文交公同时并起，以明道树教为己事，辨论异同，朋友之义。其后，二家门人之卑陋者，角立门户，若仇雌然。”【560】但就感情倾向而言，他更多站在陆学一边，比如，他对科举以朱学为宗的流弊加以痛责：“嘉定以来，国是既章，而东南之学者靡然从之。其设科取士，亦必以是为宗。其流之弊，往往驰逐于空言而汩乱于实学，以致国随以亡而莫之悟。”【561】而对陆学者则表达了较多的同情和尊重，既惋惜于“陆氏不著书，而其学几绝”，又庆幸其“流风遗俗尚有承传”。他还特别表彰祝蕃的为人：“陈先生（苑）居室堕圮，先生（祝蕃）鬻田为之更作，经费供给，终陈先生无废礼。流俗之人笑讥毁訾，无所不至，终不为动。凡若此，以其有得陆氏之传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爱人之心，不啻如饥渴之求饮食。尝曰：‘薄四海之外，人人与闻尧舜之道，是吾愿也。’然改过服善，若决江湖，虽愚夫愚妇，告之以善，即心悦诚爱。与学者游，必时询己过。及其当官干，实屹立不回，忧国爱民之志形于眉睫。”【562】

1702062133

1702062134 危素平生与僧道多有交游，其思想亦受到佛老之教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属于佛道的语汇。如他解释《中庸》的至诚之说：“予闻诸孔伋氏，惟至诚者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岂非其性湛然，与天同体，寂感之妙，有莫知其然者。善学孔氏，则宜有得乎此。”【563】他还引用大慧宗杲的话来说明道德之心与生俱来：“忠君爱国之心与生俱生，假使铁轮旋转，而此不可磨灭。”【564】因此被正统儒者目为“佞佛”。

1702062135

1702062136 在生活方式上，危素也向往过一种出世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虚己以游于世”，如蝉之脱壳一样获得解脱，并通过襄陵蜕叟之扣说：“吾少而耽玩载籍，既得其精华，吾蜕于书矣；吾少而攻习文词，既通于制作，吾蜕于文矣；吾且老，而身縻爵禄，既辞其宠荣，吾蜕于仕矣。”又说：“蜕于书，圣贤与为徒；蜕于文，神明之与居；蜕于仕，可混于樵渔。”【565】抛却书本（蜕于书）的圣贤显然不是朱熹所理解的圣贤，而摆脱功名利禄（蜕于仕）与渔樵为伍者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忧患意识的儒家形象亦相去甚远。危素最终从心学家走向逍遥世外的隐士。

1702062137

1702062138 第四节　赵　偕

1702062139

1702062140 赵偕（？—1364），字子永，浙东慈溪人，宋宗室后裔。以举业为“富贵之梯，非身心之益”，弃而不治。私淑杨简之学，隐居于大宝山麓，讲道山中，门生甚众，学者称宝峰先生。元末，方国珍据浙东，逼其仕，不从。著作有《赵宝峰先生文集》。

1702062141

1702062142 在赵偕之前，四明陆学的学统已经中断，他是通过阅读杨简的著作而领悟心学的：“及读《慈湖遗书》，恭默自省，有见于‘万象森罗，浑为一体，吾道一贯’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为！’”【566】

1702062143

1702062144 赵偕为学，首重静坐。他说：“凡日夜云为，若恐迷复，则于夙兴入夜之时，宜静坐以凝神”，“凡得此道，融化之后，不可放逸。所宝者，清泰之妙。犹恐散失，宜静坐以安之”，“凡除合应用之事外，必入斋庄之所静坐。”【567】正因于此，全祖望称其学“以静虚为宗”。【568】赵偕的澄坐内观之法似乎主要是从杨简那里得来，他曾向人叙述自己的经验：“昔杨夫子（简）犹反观入道，某亦尝事此，良验。”【569】从这个说法看来，赵偕对反观内视之道确有体会，至于其体验具体是什么，他没说，不过，从他对友人静坐体验的评论可以了解一二。友人周坚（字砥道，号皓斋）依他之言“归而默坐反视，意志俱泯，忽见天地万物有无一体，不知我之为我，惟见光明满室而已”。他对此给予肯定：“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又曰‘无声之乐日闻四方者’是也。”还解释说周坚所见到的光明实际上是心之光：“是心之光，古人所谓‘虚室生光，吉祥止止’者是也。”【570】“心”在他这里成了具有如此神通的神秘之物。他平时还喜欢说“心无生死”：“心无生死，此先生平日之言。”【571】这个无生无死的心即道心：“万物有存亡，道心无生死。”【572】赵偕将心学的“吾心即是宇宙”发挥到极致，他曾对门人乌本良说：“天地万物有无一体，风云雨露，无非我也。”【573】到这个地步，他的有些言论与禅宗已经很难区分了。乌斯道记述了他与友人王约（字子复，号相山）、周坚的一次对话：“他日，二先生（赵偕、王约）过处士（周坚），见榴花瓶中。相山问处士曰：‘花与枝叶红绿间出，果孰为之？’处士曰：‘吾所为也。’宝峰曰：‘孔言庶是无教也，砥道领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烛。宝峰曰：‘此烛之明，烛欤？火欤？’答曰：‘非烛非火，此榴花之变化也。’”【574】对话中，周坚以榴花为己心所出，又以烛明为榴花变化，无异于说万物皆吾心所为，这种彻头彻尾的心本论却得到赵偕的认可，赵偕本人的立场可想而知。

1702062145

1702062146 赵偕虽然强调静坐澄观，却并非袖手谈心性之徒，相反，他很关心现实。他说：“孔子以道设教，而未尝一日心忘天下。”【575】对于治道，他也曾究心，如他提出应当发挥学校对基层政务的积极作用，县令“宜每日平明到县治事毕，抽暇时往学宫，会集贤士，从容讲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恶，及将诸簿所书，讨论是否，从公议定，庶几学校有资于政事，政事实出于学校，不致虚文。”【576】他还列出十条“治民事宜”供县令参考：“一曰愿闻过，二曰采公论，三曰谨礼节，四曰彰善，五曰瘅恶，六曰均赋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谨句销。”据说弟子陈文昭遵照实行效果甚好，“以是得慈民心”。赵偕还致书在朝为官的危素问他：“畴昔所言圣贤治务，可行否邪？”【577】

1702062147

1702062148 赵偕的学生有桂彦良、乌斯道等人，他们从而讲学，进一步扩大了陆学的影响。不过，总的说来，江西陆学也好，浙东陆学也好，陆学在元代，始终未能超出地区局限走向全国，从而在整体实力上无法与朱学抗衡。这是元代陆学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陆学在元代的存在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直接以陆学自居的学者身上，它还通过那些朱学学者对陆学的同情与吸收反映出来。后一现象通常被人们称为元代和会朱陆的现象。元代一流的思想家对朱陆门户之见都不以为然，如吴澄曾说：“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以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578】吴澄之后，郑玉对朱、陆后学的株守门户之弊端均有批评。

1702062149

1702062150 第五节　郑　玉

1702062151

1702062152 郑玉（1298—1358），字子美，徽州歙县人。自幼敏悟嗜学，既长，覃思六经，尤遂于《春秋》。元廷征之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辞不受。朱元璋军兴，过徽州，邀其加入，不从，被囚，为全节义而自缢。郑玉绝意仕进，勤于教学，受业者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已佚，今存《春秋经传阙疑》、《师山文集》。

1702062153

1702062154 郑玉在元代以《春秋》名家，与同样善治《春秋》的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学者称东山先生）形成一个有共同的《春秋》学特征的徽州学派，赵汸从黄泽治经，又从虞集问学，从而在师承上被归为草庐学派。郑玉所著《春秋经传阙疑》，四库馆臣评价甚高：“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日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579】

1702062155

1702062156 郑玉对《春秋》极为推崇，认为《春秋》在六经中有特殊地位：“《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尧、舜、禹、汤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有天下国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为天下国家也哉！”【580】由《春秋》可以见圣人之大用：“呜呼！夫子集群圣之大成，《春秋》见夫子之大用。盖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581】

1702062157

1702062158 郑玉治《春秋》，博采诸儒之论，不以三传为限，其具体做法是：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于左氏，而附以公、谷，合于经者则取之；立论则先于公、谷，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合于理者则取之。”【582】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处理有关疑难时宁阙毋论：“其或有脱误，无从质证，则宁阙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强为训解；传有不同，无所考据，则宁两存之，而不敢妄为去取。至于诛纣之事，尤不敢轻信传文，曲相附会，必欲狱得其情，事尽其实，则以经之所作由于斯也。”【583】这种严谨态度得到四库馆臣的肯定：“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584】

1702062159

1702062160 郑玉以理学观点治《春秋》，重视发挥《春秋》中的王霸论、夷夏论、篡弑论，持论比较开明公允，如他提出霸有罪亦有功，夷能行中国之道则亦可为中国之主，弑君固然罪不可恕但也应该分清弑君之由。

1702062161

1702062162 在理学思想上，郑玉重视探求学问“本原”，他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就是“斯道之本原”：“太极之说，是即理以明气；《西铭》之作，是即气以明理。太极之生阴阳，阴阳之生五行，岂有理外之气？‘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岂有气外之理？然则，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二书之言虽约，而天地万物吾不备矣。”【585】按照这种理气统一观，他着重阐发了“天地万物皆吾一体”的思想：“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敛之，以至于吾身，易之体无不备；自吾身而推之，以至于天地，易之用无不周。”【586】“又以吾身而论之：心者，易之太极也；血气者，易之阴阳也；四体者，易之四象也。进退出处之正与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应者，易之用也。如此，则近取诸身而易无不尽矣。”【587】郑玉还谈到“诚”，他所说的“诚”是宇宙所以然之理：“盈天地间皆诚也，而不见其所以为诚者。惟不见其所以为诚者，故无往而非诚也。”【588】

1702062163

1702062164 郑玉在理学史上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关于朱陆异同的议论。从理学渊源上看，郑玉少无师承，其服膺朱学，乃从书中自得，他自述：“余年十数岁时，蒙昧未有知识，于前言往行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于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于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学古人，而疑古人之类我也。”【589】又说：“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590】但同时他又与一些陆学者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其缘起则是他年轻时在淳安的一段经历：“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诸先生间。吴暾先生则所师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则所事而资之也，洪赜先生则所友也。”【591】宋末以来，淳安地区一直就有一支陆学的传统：“淳安自融堂钱氏（钱时，字子是，学者称融堂先生）从慈湖杨氏游，而本一（洪赜，字君实，后更字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梦炎（字季思，号默斋）亦登其门，淳安之士皆明陆氏之学。”【592】郑玉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陆学一脉：吴暾（字朝阳，学者称朝阳先生）与夏溥（字大之）在学术上是同调，而夏溥则是夏希贤（字自然，学者称自然先生）的仲子，夏希贤为钱时弟子。洪震老（字复翁）“私淑慈湖之学”，洪赜则为洪梦炎续传。以往有些论者根据郑玉的这段师友回忆遂断定郑玉的师承为陆学，又结合他日后从事朱学这一点将他作为元代由陆入朱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说，这个看法有失考察。实际上，郑玉公开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师友，主要是出于念旧，并不代表学术观点上认同他们。这一点，郑玉在自述他与洪赜交游始末时说得非常清楚。郑玉与洪赜相识之初，其交流主要在诗文方面，洪赜之从事陆学是他们分手之后的事：“本一（洪赜）日所为诗文古雅隽永，吾甚爱而慕之。本一入邑，必过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辄上马夜半扣门，相与论议，连日夜忘归。”其后，双方各自在朱、陆那里找到自己思想的归宿：“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尽弃其旧而从事于古人为己之学。”彼此思想差异既大，偶尔相逢，也话不投机，只剩下少年时代结下的深厚友谊历久弥坚：“及再会于钱塘，则议论多不合，然交情益笃。后数年，余以便舟过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锦沙之上，至今犹往来于怀也。”俄而宋元易帜，兵荒马乱，不通音问多年，“乱后，忽得其门人俞溥书，则本一讣矣。”郑玉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与洪赜所学不同而推脱铭墓之责：“玉与本一托交三十余年，其所学虽若有不苟同者，铭墓之责又安得以此而废彼哉！”【593】

1702062165

1702062166 从这些叙述看，郑玉由陆入朱或始陆终朱之说当不能成立。不过，郑玉因为与陆学者的这种交谊而对陆学较为同情，从而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不像一般朱学者那么偏倚，则是完全可能的。郑玉对朱陆异同的议论集中见于《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与汪真卿书》两文。

1702062167

1702062168 郑玉总的态度是和会朱陆，即强调朱陆之同而非朱陆之异。他对两百年来朱陆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局面甚感痛心：“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盛矣。此其善学圣贤者哉！”【594】对党同伐异的学风提出谴责：“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者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595】

1702062169

1702062170 在郑玉看来，朱陆的不同是双方根据各自不同的气质而选择了不同的为学途径：“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而他们所要实现的理想则没有什么不同，在基本立场上也完全一致：“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由于朱陆之学是从他们各自的气质发展而来的，因此只适用于相应的人群：“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任何气质都有它的优点与缺点，甚至优点同时也构成缺点，朱、陆也不例外。郑玉相信，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学习朱陆之说时，就有可能在优点得到继承的同时缺点也充分暴露出来：“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对于崇尚简易的陆学，如果不注意简易的局限性，一味求简求易，就会抛却书本，游谈无根；而对于崇尚邃密功夫的朱学，如果不注意读书与践履结合，就很容易堕落为埋头故纸堆的腐儒。当然，这是后之学者不善学的结果，朱陆本人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596】

1702062171

1702062172 郑玉对朱陆之弊皆有指陈，看似不偏不倚，但细味其辞，他对朱学的批评更多集中在朱门后学，而对朱熹则惟恐不敬，观下语可知：“至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凑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然自是以来，三尺之童即谈忠恕，目未识丁亦闻性与天道，一变而为口耳之弊。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事。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597】

1702062173

1702062174 而对陆学的品评则不惮就陆氏本人立论：“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堕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其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598】

1702062175

1702062176 也就是说，郑玉对朱熹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洗刷与捍卫，而对陆九渊所表现出的则是一种宽容与大度。与此相应，对于陆学，他所要求于学者的，不过是不攻击，而朱学则是他要向学者推荐的：“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599】

[ 上一页 ]  [ :1.7020621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