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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继承中原文献之学，非常重视儒家经书的作用。他认为，经是道的体现，道无形，而显现于经。以经为根本，而后可以言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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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以以正，此岂细故也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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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自己的长期体证，对儒家经书有独特的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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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统天地之理，通阴阳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状，气运之始终；显之政教之先后，民物之盛衰，饮食衣服器用之节，冠婚朝享奉先送死之仪；外之鸟兽草木夷狄之名，无不毕载。而其指归，皆不违戾于道而可行后世，是以谓之经。……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政则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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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众善皆备，众美皆具，不仅是文章之师法，而且是天地之常道。大到修身、治国，小到致知、行礼，皆须以经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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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作文之法，则本经学为文章立根底，合史传为文章增波澜。宋濂这一方法，得自其师黄溍、柳贯诸人的一贯主张。黄溍、吴莱曾教宋濂：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稿木死灰而已。宋濂以此法为基础而不断深入，渐行渐纯。他尝自叙学文之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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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取一经而次第穷之，有不得者，终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达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晓大旨。然犹不敢以为是也。复聚群经于左右，循环而温绎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圣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范世扶俗者，数千载犹一日也。然犹不敢以为足也，朝夕讽泳之，沉潜之，益见片言之间，可以包罗数百言者，文愈简而义愈无穷也。由是去读迁、固之书，则势若破竹，无留碍矣。权衡既悬，而百物重轻无遁情矣。然犹不敢以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严褒贬以求其断，探幽隐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体。事固灿然明白，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诬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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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经而群经，由经文而史传，由观览而体证而钩深致远。不断精进，不断深造有得。这就是宋濂悟得的文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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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诸经各自行文的特点，各经在整个作文之法中所起的作用，宋濂也独有妙悟：立文简奇，是《易》与《春秋》的长处；序事精严，是《仪礼》的长处；《论语》的《檀弓》篇，《尚书》的《禹贡》、《顾命》诸篇，也有这样的特点。议论之透辟周密，首推《易传·系辞》；寄物抒情，莫过于《诗》。诗中体裁，各各不同。反复咏叹，莫如《国风》；铺张王政，莫如二《雅》；推扬盛德，莫如三《颂》。文章之阖辟有致，变化中度，脉络流通，则莫如《中庸》、《孟子》。而《孟子》中之“养气”、“好辩”诸章，又其中之典范。宋濂认为，作文之法无他，能循此路径致力，坚持不懈，即可与诸文士一较短长。但他同时告诫人们，以上所说的作文，技法因素为多，若论作文的根本，则在精神修养之提高，具体地说，在养气、明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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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至大至刚，而人藉之以生者，非气也耶？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不若是不足谓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道，不作焉可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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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道的体现，气是体道而后有的精神状态，文章是这一精神状态的文字表现。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是宋濂文章之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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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究问道与文二者的轻重，则道更为重要，更为根本。道是文的基础。宋濂据此将为文者分为上、中、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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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非学者之所急。昔之圣贤，初不暇于学文。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灿然而可观者，即所谓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优柔于艺文之场，厌饫于古今之家，搴英而咀华，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俟心与理涵，行与心一，然后笔之于书，无非以明道为务。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阅书也搜文而摘句，其执笔也厌常而务新，昼夜孜孜，日以学文为事。由是好胜之心生，夸多之习炽，务以悦人，唯日不足。纵如张锦绣于庭，列珠贝于道，佳则诚佳，其去道益远矣。此下焉者之事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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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焉者是作者取法之理想，世甚稀见；中焉者亦不多见，而沦于下焉者则比比皆是。宋濂自认为早年溺于文，中年以后大悔之，方悟五经乃天地间至文。以五经为根柢，参之史传，发而为文，则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这是他的作文规式。此规式的核心在道由文显，文以载道；经纬和合，自然天成，反对高谈性命和拘泥辞章两种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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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闻之，文者将以载道，道与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谈性命者，每鄙辞章为陋习；拘泥辞章者，辄弃性命为空言，互相讥讪，莫克有定。殊不知道与文犹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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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的文以载道，强调的不仅是文须以道为内容，而且是道与文的水乳交融。有道之胸襟，发而为文章，自然清新自然。所用之功，在道德性命，在人格之养成，气韵之蕴蓄，非孜孜以文章技法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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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的这一作文规式，对以他为宗师的浙东儒士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弟子如方孝孺等，皆以此为文章正法，皆以经学培正气，以正气润文章，以文章显道义。道与文并重，以深厚之学养自然发而为文。这是自何、王、金、许四先生而下，至黄溍、柳贯以来至于明代前期浙东诸儒遵循的一贯法则。许存仁、范祖幹、叶仪、揭傒斯、欧阳玄、郑谧、苏伯衡等，师弟授受，传承不绝。宋濂、方孝孺是实践这一法则的代表。这一脉实是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朱子涵养格物之学与文章之学的糅合。全祖望在论到宋濂的学术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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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读文献（黄溍）、文肃（柳贯）、渊颖（吴莱）及公（宋濂）之文，爱其醇雅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此则究其所得于经苑之坠言，不可诬也。辞章虽君子之余事，然而心气由之以传，虽欲粉饰而卒不可得。公以开国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故尤有苍浑肃穆之神，旁魄于行墨之间。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修明者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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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一生制作宏富，诸体皆善，为一代文章大家，《明史》本传说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13】但人皆视宋濂为文章家，往往忽视他文章之学后面的经史背景，他作文规式中蕴涵的圣人心法。他的弟子对此反复申明，提醒人们注意及此，如在《宋学士文集》前十卷的跋文中，作为编者的门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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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该贯群籍，穷极经史，蓄积浩穰，与古人争长者，人未必尽知之。纵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诸圣贤之道而无愧者，世固未必识也。于其大者不之识，而谓足以知文章，岂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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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谓深知宋濂一生精神之言，此提醒也非多余。宋濂之学实糅合北山四先生所传之朱子学与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而成崇道理，尊文学，以道实文，以文辅道之学，在明初儒学中别开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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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濂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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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中年时即不喜治产业而嗜书册，好为深湛之思。《年谱》记：“先生年三十，即以家事付子侄，朝夕从事书册，稍暇支颐看云，或披发行松间。遇得意时，辄击磐浩歌，声震林下，翛翛然如尘外。”【15】三十七岁入城东之青萝山读书，此时的思考多为天地万物之理与人格理想等形上问题，儒家与老庄并行。山居时所著《萝山杂言》代表了他此时的思想，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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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冲然若虚，渊然若潜，浑然若无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测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穷。唯其弗知，是以极微；唯其弗穷，是以有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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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这样的人格，是儒家修养到极致而与庄子所描述的真人、至人统一。宋濂平生持守此人格，虽后来入朱元璋幕下为臣，晚年甚至遭遇诸多不幸，但这一理想却从未改变。对于世事浮沉，皆以老子所谓“婴儿”为榜样，处之以泰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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