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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也从儒释皆以为生民求福祉为根本目标这一点来论二者之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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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生民主，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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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人精神上解脱，儒家学说在世俗生活中利益群生。给人以福祉，是二者共同的目标。佛教与儒家根本目的相同，具体施为上的不同，正所以互相辅翼。朱元璋建立明朝，虽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根本原则，但也提倡佛教，使之辅助王治。如朱元璋曾令天界寺禅师宗泐，会同江南禅教诸大德，对《金刚般若经》加以新笺释，后附若干问答以祛疑，与《般若心经》、《楞伽经》同时梓行流通，令宋濂为此书作序。宋濂在序中重言申明朱元璋以佛教辅翼治化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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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自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礼乐刑政，灿然备举，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无所不用其极。今又彰明内典，以资化导，唯恐一夫不获其所。其设心措虑，实与诸佛同一慈悯有情。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者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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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能看做宋濂谄谀当道的阿辞，而是他的真实思想。佛教可以辅助治道，在这一点上，二人看法是一致的。宋濂在此序中表达了他会通儒佛，内外典并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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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与儒道而并用。……鲁典（儒典）竺坟（佛典），本一途辙，或者歧而二之，失则甚矣。知本迹之不殊，思内外之两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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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他以上儒佛心同理同，道一教三的说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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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不仅主张儒释会通，而且在佛教内部，他也主张教禅会通。宋濂广学佛书，道出多门，对佛教史乘，教内各派间的分歧，各宗发展历史，皆有精深研究。如在《释氏护教编后记》中，他广说佛教各宗派的历史和学说要旨，尽显其佛学造诣，最后的归结则在会通教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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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与禅本无二门，依教修行，盖不出于六度梵行，而禅定特居其一。由众生根有不齐，故先佛示化亦不免有异耳。奈何后世各建门庭，互相盾矛。教则讥禅滞乎空寂，禅则讥教泥乎名相。藉藉纷纷，莫克有定，是果何为者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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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禅本佛教各派皆修习的“六度”之一，后乃以此立宗，遂自标榜为教外别传，与教势同水火，互相攻击。教攻击禅滞乎空寂，禅攻击教泥乎名相。实际上禅教本为一家，习教者必参禅以增加慧心，习禅者必修经教以广殖学力。二者应互相取益，不应互相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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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不仅批评教禅互相攻击，而且批评教内、禅内各派互相攻击，如禅之达磨与胜多之争，南能北秀顿渐之争，慧能门下道一、神会之争等。教内则慈恩、天台、贤首教判之争。一部佛教史，其争不可胜数。以上各自立宗，互相竞争犹可说也，如律宗同以南山为宗，以四分律为学，允堪律师之《会正记》与元照律师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宗旨殊别。知礼与孤山智圆同祖天台，同学止观，又存山家山外之争。同室操戈，疑谤纷然。宋濂以会通禅教、教内各宗、宗内各派的立场，认为各派应抛弃异见，会通为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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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毗卢华藏圆满广大，遍河沙界，无欠无余，非相而相，非缘而缘，非同而同，非别而别。苟涉思维，即非圣谛，又何在分教与禅之异哉！又何在互相盾矛、业擅专门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师说哉！虽然，适长安南北异途，东西殊辙，及其所至，未尝不同，要在善学者慎夫所趋而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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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禅教互补之意：“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说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显性，非泯绝无寄者乎？以显示言之，真心即性，非显明心性者乎？辙虽曰稍殊，究其归极，则一而已。奈何后世歧而二之？”【52】宋濂以上会通儒佛、会通教禅、会通禅教内各派的思想，是明代初年国家经过长期战乱之后重新达到统一在思想界的反映。这一点不仅与朱元璋认为佛教“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53】的看法一致，也是明代僧俗各派主张三教会通的先声，对以后思想界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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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精心研究内典，与僧人往还，这对他的精神境界乃至文字助益甚大。与名僧交往，读内典以为文字之助，古来儒家士大夫视为雅事，如陶渊明之于慧远，韩愈之于大颠，柳宗元之于浩初，欧阳修之于居讷，周敦颐之于常总，程颐之于灵源，朱熹之于大慧宗杲等。金华学派中人也广结方外友，如宋濂的老师黄溍与元代金华著名文人赵孟、周仁荣、李孝光、张天雨等皆同名僧善继游，互相唱和。【54】宋濂深入释典，见解、心地皆达甚高境界。他对于佛教基本精神的理解，全在“月印万川，万一互涵”一门，而此“一”之境界，即佛之境界。他在《重刻〈护法论〉题词》中描述此境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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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无形段，冲淡而静，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终，入焉而不知其所穷。与物无际，圆妙而通。当是时，无生佛之名，无自他之相，种种含摄，种种无碍，尚何一法之可言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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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迷悟，全在能否体认此圆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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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全体皆真，不失其圆明之性，如月在寒潭，无纤毫障翳，清光烨如也。凡夫为结习所使，业识所缚，而唯迷暗是趋，如月在浊水，固已昏冥无见，加以狞飚四兴，翻波鼓浪，鱼龙出没，变换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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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还认为，佛乘经教不仅能澄清人之杂虑，空明人之胸襟，而且能使文字脱俗，情调洒落。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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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负夸多斗靡之病，无抽关启钥之要。近惟默坐存诚，屏斥而销之。于是天光骏发，灵景自融，方知仪曹之云“为渐门者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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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仪曹之云”，指柳宗元“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之说。并指出，由于柳宗元的挹扬，僧浩初的文字始在士大夫中驰名。由于欧阳修的表彰，僧秘演的文名才能流传。二公的文字，由于与僧人交往而越发清脱。名僧名士，互为激扬，为一代文明之盛的表现，也是儒释道互补的重要方面。宋濂在本篇中盛赞修习佛法对文字修养的作用。他的文字精妙绝伦，实有得于修习佛教。这一点他的方外友来复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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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我皇明混一海宇，文运肇兴，光岳之气，弥纶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于其间操觚执翰，焕焉独当于文衡者，则景濂其人也。公金华大族，生质粹美，博通经史百家，至于释老之书，无不研味而探赜焉。故其发为文辞，雄深俊洁，义理精到，读之如雷腾大谷，蛟起长川，电激云奔，涛澜震涌，千态万状，莫可得而端倪也。虽然，特见诸文辞之雄者尔。乃清心寡欲，处荣不矜，履道超然，夷险一致，则又有高世绝尘之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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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宋濂修建的“学士亭”所作的记文中，此意说得更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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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士君子聪敏才智，学而知道，皆由佛法之力而致然也。盖般若妙慧，寂照灵明，振天地而独存，亘古今而不昧。凡生生之众无不圆具，其于语默、动静、出处、设施，悉皆有以资之而植立焉。……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乐与吾徒游，隽永禅说，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言者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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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出于僧人之口，但考诸宋濂的思想与文字，确属真实不诬。宋濂之文确实有得于学佛。此点对于宋濂这样一个以一代文献自命的人，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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