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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发。周子、程子、张子之学，非得朱子为发明，后世纷纷莫知所定论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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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行谊，也以实践朱子所教为归宿，后人视为冰清玉洁。至其《读书录》，乃一生读书心得。而他一生的事业，皆从此肇端。此点前人论之已详。惟薛瑄十分心仪于元之许衡，视为朱子学之正传，此点则前人多未注意。许衡因仕元，又因主张儒者当以治生产之事以自给为先务，曾遭王阳明、黄宗羲诟病。而薛瑄则极力称扬许衡，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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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鲁斋余实仰慕。窃不自揆，妄为之言曰：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为浮靡无益之言，而有厌文弊、从先进之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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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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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有以“北有许衡，南有吴澄”并称者。此非后学所敢轻议。然即其书求其心，考其行，评其出处，则二公之实可见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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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认为二人皆理学中杰出之士，但细加比较，吴澄尚不能与许衡比肩。对许衡之学识、品节与德行十分赞赏。若进一步追问，薛瑄所心仪许衡者究在何处，观《读书录》所记，所在有二：一为许衡之真知实践，不尚口说。薛瑄说：“许鲁斋在后学固莫能窥测，窃尝思之，盖真知实践者也。”【68】又说：“许鲁斋力行之意多。不力行，只是学人说话。”【69】“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70】薛瑄为一实践之儒，认为孔孟以来之儒学精义，宋儒已发挥殆尽，后人只须按宋儒之说去实行。他也常以简默自警，认为常简默可以见道，德进则言自简，修辞立其诚，则言不妄发。“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荡，而气亦损。少言，不惟养得德深，又养得气完，而梦寝亦安。”“养德自谨言始。”【71】他的《读书录》无长篇议论，皆不同时地之心得记录。记述之亦不过备不忘，验身心而已。故薛瑄与许衡之重实行，轻言语，可谓同气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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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许衡之出处大节无亏，虽仕元不害其为真儒。薛瑄说：“许鲁斋自谓学孔子，观其去就，从容而无所系累，真‘仕止久速’气象。”【72】“鲁斋召之未尝不往，往则未尝不辞，善学孔子者也。”【73】“鲁斋出处，合乎圣人之道。”【74】进而考求许衡何以去就皆合君子之道，则完全在仕元而不献伐故国之谋，与以儒家王道说元世祖，望其行中夏孔子之道。此可谓“用夏变夷”，乃儒者在当时异族入主中原之时立身行己之大节，不同于其他希图富贵而畔故国之人。于此可见薛瑄表彰气节之意。薛瑄处官，也尝数次干犯权臣与阉宦，被下诏狱。刘宗周则对薛瑄未能在于谦案中挺身而出以救其冤死，只是请从末减，有明哲保身之嫌，不够光明俊伟。【75】但综观薛瑄一生之出处大节，不失为一冰清玉洁之儒，不愧其此处褒扬许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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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一生服膺朱子，又亟称赏濂洛关闽诸君子，前人谓其《读书录》是为《近思录》、《正蒙》、《太极图说》、《西铭》诸书作注解。此说不虚，但其中亦有辨。观薛瑄之意，则以程朱为正法，周、张、邵为博学之资。《读书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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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观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道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继承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耶？盖三子各自为书，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则表彰《大学》、《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欤？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兼考三子之书邪？及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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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以朱子为道学正统，但对朱子之著作，最注重者为其自著之书，对《朱子语类》的作用，则认为只可作参考。他说：“读朱子语录，不若读《易本义》、《四书集注》、《章句》、《或问》诸手笔之书为定论。有余力，则参考《语录》之类可也。”【77】“读朱子语录、杂书，断不若读其手笔之书。”【7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薛瑄认为，语录之类是门人记录，其中难免羼入记录者个人意见，何况有的语录经辗转传抄，颇失原貌，故不可尽信。而其中有讲义理明尽者，可发手著未尽之蕴，为自著书之重要参考，此又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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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薛瑄自其重实践重体悟轻议论的立场出发，对当时儒家经典之注解太繁的现象也给予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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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四书注脚之注脚太繁多，窃谓不若专读各经、四书正文、传注，熟之又熟，以待自得之可也。小注脚太繁多，不惟有与经注矛盾处，亦以起学者望洋之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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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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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于正经、传注尚不能精熟，即泛观小注中诸儒之说，愈生枝节而莫知其本。若传注精熟之余，有余力而参看之可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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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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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明代前期诸大儒，以为朱子在理论上发挥殆尽，后起者只可遵行，不必踵起从事著作之共同意见。故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皆不喜为传注作注脚。曹端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皆极简直，薛瑄、吴与弼甚至无经典之注解，只有读书札记。黄宗羲曾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镬。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82】东林学者高攀龙也说：“薛文清、吕泾野二先生语录中无甚透悟语，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83】可以说道出了河东学派特别是其创始者薛瑄的儒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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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与弼的实践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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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至金陵省亲，从“三杨”之一的杨溥学，读《伊洛渊源录》，遂弃去科举之业，慨然有志于道。“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84】还乡后躬耕力田，衣粗食淡，恬然自得。后以荐至京师，授谕德，不久称病辞归。居林下读书授徒。著作有《康斋集》十二卷，前七卷为诗，后五卷为奏疏、序、记等。其中重要的是《日录》，为平时身心克治之记录。从此中看，他把捉自己甚严，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刘宗周说他“刻苦奋勉，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85】可以说是他功夫特点的真实写照。他的弟子著名者有陈献章、胡居仁、娄谅、魏校、余祐、夏尚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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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沿袭了明代前期的学风，不喜形上玄远之学，重视身心体验，变化气质。其功夫在克己自励，渐趋于道。他的基本看法是，儒学归结到一点，即身心修为。《大学》之三纲八目，最重要的是明德。儒者的一切功夫，皆从身心修养开始。他对先儒所言修养功夫，特别看重存天理去人欲一途。他尝说：“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86】而二者中，又特重去人欲。故《日录》中充满了痛自检点、如临深履薄之语。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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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功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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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日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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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家务相困，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为者，惠迪而已，吉凶祸福，吾安得与于其间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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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上思在京时，昼夜读书不间，而精神无恙。后十余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进，不胜痛悼，然无如之何。兼贫乏，无药调护，只得放宽怀抱，毋使刚气得挠，爱养精神，以图少长。【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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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计窘甚，不堪其处。反复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处，久方得之。盖亦别无巧法，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于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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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斋集》中，多是此种朝乾夕惕，警醒自己的话，可见吴与弼是个专在内心作功夫之人，且峻利峭拔，不少姑贷。吴与弼之所得，多在安贫乐道，身心安适方面。刘宗周就特别赞扬吴与弼的两句话：“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92】东林学者顾允成也说：“先生乐道安贫，旷然自足，真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下视尘世，曾不足过而览焉。”【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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