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4778
其二，许衡之出处大节无亏，虽仕元不害其为真儒。薛瑄说：“许鲁斋自谓学孔子，观其去就，从容而无所系累，真‘仕止久速’气象。”【72】“鲁斋召之未尝不往，往则未尝不辞，善学孔子者也。”【73】“鲁斋出处，合乎圣人之道。”【74】进而考求许衡何以去就皆合君子之道，则完全在仕元而不献伐故国之谋，与以儒家王道说元世祖，望其行中夏孔子之道。此可谓“用夏变夷”，乃儒者在当时异族入主中原之时立身行己之大节，不同于其他希图富贵而畔故国之人。于此可见薛瑄表彰气节之意。薛瑄处官，也尝数次干犯权臣与阉宦，被下诏狱。刘宗周则对薛瑄未能在于谦案中挺身而出以救其冤死，只是请从末减，有明哲保身之嫌，不够光明俊伟。【75】但综观薛瑄一生之出处大节，不失为一冰清玉洁之儒，不愧其此处褒扬许衡之意。
1702064779
1702064780
薛瑄一生服膺朱子，又亟称赏濂洛关闽诸君子，前人谓其《读书录》是为《近思录》、《正蒙》、《太极图说》、《西铭》诸书作注解。此说不虚，但其中亦有辨。观薛瑄之意，则以程朱为正法，周、张、邵为博学之资。《读书录》记：
1702064781
1702064782
尝观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道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继承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耶？盖三子各自为书，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则表彰《大学》、《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欤？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兼考三子之书邪？及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76】
1702064783
1702064784
薛瑄以朱子为道学正统，但对朱子之著作，最注重者为其自著之书，对《朱子语类》的作用，则认为只可作参考。他说：“读朱子语录，不若读《易本义》、《四书集注》、《章句》、《或问》诸手笔之书为定论。有余力，则参考《语录》之类可也。”【77】“读朱子语录、杂书，断不若读其手笔之书。”【7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薛瑄认为，语录之类是门人记录，其中难免羼入记录者个人意见，何况有的语录经辗转传抄，颇失原貌，故不可尽信。而其中有讲义理明尽者，可发手著未尽之蕴，为自著书之重要参考，此又不可不知。
1702064785
1702064786
另外，薛瑄自其重实践重体悟轻议论的立场出发，对当时儒家经典之注解太繁的现象也给予批评。他说：
1702064787
1702064788
各经，四书注脚之注脚太繁多，窃谓不若专读各经、四书正文、传注，熟之又熟，以待自得之可也。小注脚太繁多，不惟有与经注矛盾处，亦以起学者望洋之叹。【79】
1702064789
1702064790
又说：
1702064791
1702064792
学者于正经、传注尚不能精熟，即泛观小注中诸儒之说，愈生枝节而莫知其本。若传注精熟之余，有余力而参看之可也。【80】
1702064793
1702064794
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81】
1702064795
1702064796
此亦明代前期诸大儒，以为朱子在理论上发挥殆尽，后起者只可遵行，不必踵起从事著作之共同意见。故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皆不喜为传注作注脚。曹端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皆极简直，薛瑄、吴与弼甚至无经典之注解，只有读书札记。黄宗羲曾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镬。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82】东林学者高攀龙也说：“薛文清、吕泾野二先生语录中无甚透悟语，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83】可以说道出了河东学派特别是其创始者薛瑄的儒学特点。
1702064797
1702064798
第三节 吴与弼的实践儒学
1702064799
1702064800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至金陵省亲，从“三杨”之一的杨溥学，读《伊洛渊源录》，遂弃去科举之业，慨然有志于道。“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84】还乡后躬耕力田，衣粗食淡，恬然自得。后以荐至京师，授谕德，不久称病辞归。居林下读书授徒。著作有《康斋集》十二卷，前七卷为诗，后五卷为奏疏、序、记等。其中重要的是《日录》，为平时身心克治之记录。从此中看，他把捉自己甚严，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刘宗周说他“刻苦奋勉，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85】可以说是他功夫特点的真实写照。他的弟子著名者有陈献章、胡居仁、娄谅、魏校、余祐、夏尚朴等人。
1702064801
1702064802
吴与弼沿袭了明代前期的学风，不喜形上玄远之学，重视身心体验，变化气质。其功夫在克己自励，渐趋于道。他的基本看法是，儒学归结到一点，即身心修为。《大学》之三纲八目，最重要的是明德。儒者的一切功夫，皆从身心修养开始。他对先儒所言修养功夫，特别看重存天理去人欲一途。他尝说：“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86】而二者中，又特重去人欲。故《日录》中充满了痛自检点、如临深履薄之语。如他说：
1702064803
1702064804
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功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87】
1702064805
1702064806
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日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88】
1702064807
1702064808
数日家务相困，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为者，惠迪而已，吉凶祸福，吾安得与于其间哉？【89】
1702064809
1702064810
枕上思在京时，昼夜读书不间，而精神无恙。后十余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进，不胜痛悼，然无如之何。兼贫乏，无药调护，只得放宽怀抱，毋使刚气得挠，爱养精神，以图少长。【90】
1702064811
1702064812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计窘甚，不堪其处。反复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处，久方得之。盖亦别无巧法，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于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91】
1702064813
1702064814
《康斋集》中，多是此种朝乾夕惕，警醒自己的话，可见吴与弼是个专在内心作功夫之人，且峻利峭拔，不少姑贷。吴与弼之所得，多在安贫乐道，身心安适方面。刘宗周就特别赞扬吴与弼的两句话：“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92】东林学者顾允成也说：“先生乐道安贫，旷然自足，真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下视尘世，曾不足过而览焉。”【93】
1702064815
1702064816
吴与弼特别注意克治的，在刚忿一点。他自觉气质偏于刚，于是平居常思朱熹“延平先生终日无疾言遽色”一语，以为学力所致，于是时时检点己身，务去躁急之态。但不免把捉太严，求效太速，遂觉十分辛苦。后心气逐渐和平，但仍有恶外喜内之病。为了得到平和心地，他常强禁制念头不使发。后又悟到恶外喜内适所以潜伏病根，心本太虚，七情应顺其自然流行，不能有所着，亦不能强禁制不起，应该详审其理以应之。而得其理全在读书穷格事物，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不可求效。吴与弼十分向往古人读书甚乐，心地洒然的气象，把读书作为使心气平和的手段，如：“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萌清昼，熏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94】“寝起读书，柳荫及东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虽动于中，随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渐如此揩磨，则善矣。”【95】“上不怨天，下不忧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灯下读《中庸》，书此，不肖恒服有效之药也。”【96】“熟思平生历试，不堪回首。间阅旧稿，深恨学不向前，身心荒怠，可忧可愧。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汩，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穷通寿夭，自有命焉，宜笃信之。”【97】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吴与弼对于儒家天道性命之形上学，殆无一言触及。平日所思，惟在克治自己而渐进于道。且常梦见孔子、周公，求道不可谓不急。但因无形上学之润泽，气象甚为拘迫，不能通过体悟天道性命之理而悟入广大高明之域，这是吴与弼的局限。他的优长之处，在于通过意志磨炼，树立求为圣贤的志向。故其门下多清苦自立之士，但少高明卓绝之人。陈白沙等门弟子的修养方法，皆是对此种拘迫方法的扭转。吴与弼是一个典型的实践型儒者，其学有功夫、无本体。而其功夫，多在树立安贫乐道的精神，通过读书培养优游心情，并以书中义理沃润、浸灌心地，以变化气质。《四库提要》说他“兼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就是指这种功夫特点。
1702064817
1702064818
吴与弼的读书札集中多记自己刻苦自励之心得，故当时著名学者章衮说他的《日录》为一人之史，非以己意附成说者可比。其清苦自立，安贫乐道虽有卓然不可及之处，但总的说气象拘迫，局面狭窄，境界不能广大。他的弟子胡居仁的余干之学对朱熹学说多有发明，陈献章且为心学之转折点，皆为在明代哲学史上发甚大声光之人物，而概发皇于吴与弼。故黄宗羲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98】这是对吴与弼学术地位的恰切评价。
1702064819
1702064820
第四节 胡居仁的敬义夹持
1702064821
1702064822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学者称为敬斋先生，江西余干人。青年时即有志圣贤之学，投吴与弼门下。筑室梅溪山中，绝意科举。后访学于闽、浙、苏等地。曾被聘教于白鹿洞书院和贵溪桐源书院。终老于林下，一生清贫，不以恶衣恶食动心。常说以仁义润身，以书籍润屋足矣。著作有读书札记《居业录》八卷，《易象抄》四卷，及弟子余祐编定的文集《胡文敬集》三卷。《四库提要》谓：“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幽渺之谈。”【99】胡居仁的学术思想，以程朱“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纲领，其中又特重视敬字。以敬为操存之要，以敬义夹持为进德之途。他尝说：
1702064823
1702064824
程朱开圣学之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100】
1702064825
1702064826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101】
1702064827
[
上一页 ]
[ :1.70206477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