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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是非判断的准则，在阳明这里，除了良知，别无准则。外在的功利不可作准则，即使内在的动机，亦不可作准则，因为阳明的良知概念所包内容的复杂性，它实际上是个意志、知识、审美的综合动态平衡系统。良知不断的对事件的各种因素进行整合，一个善的事件，应该是出于善的动机，有有益的结果，完成此事的手段与此事的运行规则、节律一致。王阳明半生军事、政治实践中的许多事件，如果细究其成功之由，多符合这一点。这是他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境界高远、本领阔大为追求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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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非的判断，实际上包括对他人的行为价值的判断和对自己的行为价值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主要的依据是动机。自己发一意念，其善恶良知自能知，即使遮蔽较重，只要有一隙通明，就瞒昧不得。这种知是一种直觉，当下即知，不须推证。而对于他人之是非的判断，则十分复杂。判断之锐敏，之公正，不仅靠道德理性的纯净而有的对道德准则的坚守，还要靠长期的实事磨炼对复杂事件的应对、评价能力。王阳明对是非进行判断的方式，实际上前后期有侧重点之不同。前期以理智的形式为主。此时的阳明处事兢兢业业，亹亹翼翼，主张“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应去，良知便粗了”。【48】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特别是遭逢几次重大的事变，王阳明对良知愈益恃任，越来越倾向于把良知作为直觉能力，作为诚意中的好恶。黄宗羲借阳明弟子王畿的话对王阳明晚年的境界有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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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不用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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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境界，是长期的理性判断熟化为当下的直觉，并与道德情感联系在一起，时时知是知非，是时时不离道德判断，且此种判断大体正确。时时无事无非，是过而不留，保持心的廓然大公，以便物来顺应，时时与宇宙大化之诚体所代表的无意无欲、无知无识为一。这种熟化和诚，皆大体呈现为直觉。至于“开口即得本心，不用假借凑泊”，更是良知的当下呈现，当下作用。赤日当空万象毕照，是当下的情感、当下的理智、当下的是非判断皆在良知的照彻中。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之学的最高境界。其描述虽不无夸饰，但对照阳明一生思想与行实，却不能说非有得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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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关于是非之心的思想，有一个非常能体现心学特质的方面，这就是对外在权威的否定。在王阳明，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是良知，舍此无第二个标准。王阳明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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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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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所包含的大胆否定权威的思想，对当时冲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营造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产生了很大影响。就明代整个学术格局而言，这种纯认本心，不有道理格式的精神，对泰州、龙溪的放言高论，不管是非好恶，放手行去的行事风格，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王阳明经过了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擒宸濠处忠泰之变之后，对人生真谛、人世本质有了更加通脱的理解，种种假面，种种牵缠，种种回护一齐斩断，良知更加清明澄澈，从而更加具有狂者气象。王阳明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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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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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得良知真是真非，就是上述着实好善恶恶之意，狂者胸次就是只信自己的良知，冲破既成的道理格式之意。这一点对泰州派下以为心中自然而发的就是良知，勿壅勿遏，任之即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明末东林、蕺山学派起而纠正王学之弊造下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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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是良知的发用。良知的本义是天赋的道德意识和好善恶恶之心，内容主要在道德方面。但如上所述，后期王阳明将精神活动的一切方面都收归良知所有，良知成了心的代名词。甚至与善的价值对立的那些内容，也渐次为良知所有。但作为道德理性的那一部分内容仍然作为良知的核心，对良知的其他方面起着监察作用。思本不是良知的内容，但思维、理智作为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在良知被本体化、绝对化之后，不能不被良知所收摄。也就是说，良知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不仅觉天理，也觉其他内容。这是王阳明思想比陆九渊更为广大、浑融，包摄更为丰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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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是良知的发用，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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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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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沿用了朱熹性体情用的思想，以知善知恶之良知为体，以良知发用之思为用。良知得体用之全。这样的用法虽非良知之正解，但却是阳明将良知等同于精神活动的本体所必然有的结果，因为思是精神活动的自然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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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内蕴于良知之中是有其深意的。在阳明这里，良知既觉天理，又觉一般事物，而天理就在一般事物中见，天理并非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别为一物。阳明肯定良知的这种二相双存，就是要把良知紧密地置于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体中，时时行使其善恶监察职能，这样良知对于具体事物就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具体事物对于良知就不是外在者而是其施用场所。所以阳明主张，为了发觉并根除潜伏的不善，为了使良知在理欲搏战中得到锻炼，须在声色货利这些人最易发生耽着处用致良知之功。《传习录》中阳明与弟子的一段对话最能表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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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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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货利与执行心之监察功能的良知，都为代表精神活动全体的良知所有。发一善念，出于良知本体，监察之良知但顺之而已。发一恶念，良知知其为恶，则据好善恶恶之原则，发出扫除荡涤之指令。良知是一个浑全的精神活动的协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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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声色货利这些明显的“人欲”之外，精神活动中还有其本身无所谓善恶的内容，如七情等，在阳明看来，这些也属于良知的内容。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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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弊去，复其体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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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七情本身无善恶，七情有所执着即是恶。但良知可勘破此执着。勘破而去除之，仍不碍良知本体之清明。能勘破的良知和被勘破的七情皆是作为精神本体的良知的内容。这一点与阳明关于性气关系的说法一致：“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55】性是良知之体，气是良知之用。性与气是良知的不同方面。这些说法，不像朱子那样，对范畴必有明晰之界定和解说，而是比较浑融。这是心学的特点，尤其是王阳明的特点。他要与朱子学的强大积习抗衡，要标揭心学之简易直接，所以将理学的许多概念熔为一冶。但阳明义理精熟，解说善巧，虽统而义涵圆融，虽统而分际不乱。综合他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论说而观之，并非没有一贯之旨趣。良知之说本自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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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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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是王阳明前此讲学宗旨的总结和概括。从概念的来源上说，致良知是《大学》之“致知”和孟子之“良知”的糅合。在后期王阳明，致知二字多指致良知。所以王阳明的致知绝不同于一般格物穷理之致知。阳明致良知之说提出甚早，如上引“知是心之本体”一段，末后有“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已经将致良知的主要意思提出来了。此时的致良知，主要是扩充心中本来具有的孝父敬兄的道德意识，使其占据心之全部，致良知的含义比较单纯。王阳明在擒宸濠处忠泰之变后提出的致良知，含义则要复杂得多。《王阳明年谱》五十岁条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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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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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平藩后王阳明将他的全部思想凝练为致良知三字，此后专以此三字为讲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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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宗旨，良知之含义上文已述其大意。“致”字因牵涉王阳明的功夫论，在整个阳明学中亦甚重要。致字之义，王阳明也有前后期侧重点之不同。前期多强调致字的扩充之义，致良知就是扩充良知。王阳明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57】此处致知，就是致良知。致的功夫就是扩充。所谓扩充亦有二义，其一是去除气禀物欲对良知的遮蔽，使良知本体呈露。虽所呈露者为人心所本有，但去除遮蔽的功夫对心体却是一种开发，一种扩展。这方面王阳明说之甚多，最有代表性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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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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