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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昔幸侍，未尽请益。继遭罪难，颇觉有所省悟。……洪赋质鲁钝，向来陋习未除，误认意见为本体。意见习累，相为起灭。虽百倍惩克，而于此体终隔程途，无有洒然了彻之期。担搁岁月，浑不自知。上天为我悯念，设此危机，示我生死真境，始于此体豁然若有脱悟。乃知真性本来自足，不涉安排。征之于事，始觉无处可罢，始觉有才可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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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可证在遭逢事变，证悟加深之后，德洪于龙溪之学，确有所吸收。于本心之信向上有所加强。这在与江右聂豹（号双江）的辩论中可见一斑。但后天诚意大旨，未尝有变。如说龙溪旧习未化，大头放倒，仍在批评龙溪基本立场未曾变化，因而仍招致群情之疑。这透露出，二人对王阳明“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的意见虽有所吸取，但大的学问方向终究坚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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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与王龙溪虽在功夫重点之先天后天、正心诚意上正相对反，但他们都认为良知是先天完足的，不用后天功夫使之纯全。不过龙溪重先天，主张从良知上立根基，“以良知致良知”。德洪重后天，主张在去除私欲习气对良知的遮蔽，恢复本来完足之良知上用功。他们与主张须经归寂主静功夫良知方可恃任的聂双江、罗念庵不同。钱德洪曾致书聂双江就良知之先天后天、寂与感等问题进行辩论。前引之一长段语录中，既批评王龙溪之专任本体，忽略后天功夫，又批评聂双江“执体以求寂，而无有乎圆神活泼之机”。认为能止于至善，不必言寂则寂在其中。德洪又有《复周罗山》一信，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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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曰：“无善无恶心之体”，双江即谓：“良知本无善恶，未发寂然之体也。养此，则物自格矣。今随其感物之际，而后加格物之功，是迷其体以索用，浊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义。”论则善矣，殊不知未发寂然之体，未尝离家国天下之感而别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国天下之感之中，而未发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为致知之实功，通寂感、体用而无间，尽性之学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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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主张在保任良知之未发寂然之体上用功，能归寂自能通感。而在良知之通感上用功，则是不明良知本体之寂感一如，是弃其源头而在流衍上用功，此已落第二义。德洪则认为，良知未发寂然之体，必不能离具体事物，在具体事物之感上用功，就是作用于良知寂体。双江之论有割裂先天与后天、寂与感、体与用之嫌。德洪又有《复何吉阳》一信，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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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之中，譬若镜体之明，岂有镜体既明，而又有照物不当者乎？”此言未为不确。然实未尝使学者先求未发之中而养之也。未发之中竟从何处觅耶？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久之则养成一种枯寂之病，认虚景为实得，拟知见为性真，诚可慨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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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虽对聂双江求未发之中，在心体根本处用功之方向是首肯的，但未发必从已发上见，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必认虚见为实得。故德洪用力之处，在善恶念头之制御，“或防之于未发之前，或制之于临发之际，或悔改于既发之后，皆实功也”。【55】此皆以其后天诚意之学笃信良知先天完足，只胜私复理即可，反对良知为寂体，功夫在归于此寂体上用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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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钱德洪为阳明高第弟子，追随阳明最久，专一协助阳明教授弟子。阳明殁后，德洪又不似龙溪周流讲学，席不暇暖，家邸反成客舍，而是以收集、刊刻阳明著作，推广阳明之学为己任。特别是收集各种已刊未刊之阳明语录加以对勘、删润所成之《传习录》，为各种《传习录》刻本之定本，于阳明学之奠立与流传，有莫大之功。阳明年谱之倡议及写作、删润，德洪之功亦最大。又在阳明起复征思田前夕，录阳明口授之《大学问》。此篇乃阳明以《大学》之三纲八目融释致良知宗旨，完整阐述其学之晚年定论，在阳明著作中有特殊地位。此三事乃钱德洪对阳明学的重大贡献。其他如各种阳明著作版本之前的序跋、叙说等，于知人论世，深入理解王阳明各个时期的学说重点及阳明学流衍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十分重要，从中亦可概见钱德洪自己思想之表露。这些资料对于阳明学之研究很有价值。如《阳明先生年谱序》，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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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正，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躐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机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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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阳明年谱》以宣明师门之旨，遏止后学泛滥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而与罗洪先论年谱书往来十通，更见修谱中许多曲折，及阳明门弟子间之关系，于王学之研究弥足珍贵。又《大学问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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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诒洪曰：“《大学或问》【57】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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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对研究阳明逝世后王门后学的分化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刘宗周“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指钱德洪）始”【59】一语，可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其《刻文录叙说》【60】，对阳明著作各种版本之刊刻缘起，流传情况，及阳明殁后弟子在学术上的分化多有涉及，对《传习录》中一些语录的言说背景也有记述，是王学研究的重要资料。钱德洪诚阳明后学中一重要人物，惜其传世的文字太少，不足以见其思想之全豹。但从其存留的不多的文字中，其学问宗旨大体可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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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黄绾的“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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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1480—1554）字宗贤，号久庵，又号石龙，台州黄岩人。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孔昭之孙，以祖荫入官，仕至南京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自龙场升庐陵知县，朝觐入京，时黄绾任后军都督府都事，请见论学，并获交湛若水。“予三人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61】此时黄绾予阳明为学侣。后阳明平濠归越，讲致良知之学，黄绾大叹服，遂执贽称门人。黄绾为阳明之子正亿之岳父，于阳明一生经历知之甚详，其所作之《阳明先生行状》，钱德洪作阳明年谱时采录不少。黄绾著书甚多，大部分书稿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犯黄岩时毁于火，【62】《明儒学案》仅选其煨烬之余《五经原古序》，但这些序被黄宗羲斥为“师心自用，颠倒圣经”。今仅存《明道编》六卷。此书宗旨，弟子吴国鼎在《明道编》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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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一”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何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先生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功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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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看，黄绾欲以虞舜精一之旨纠正当时各种偏颇之学。当时在学界影响最大的，一是早年学侣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一是乃师王阳明的致良知。此二人之学术在黄绾看来皆空虚支离，涉于想象。而黄绾自己的学术宗旨，乃在艮止。而艮止即执中，即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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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编》中明确批评阳明、甘泉之处多有。其批评阳明，首在其致良知之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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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君子，于禅学“见本来面目”，即指以为孟子所谓良知在此，以为学问头脑。凡言学问，唯谓良知足矣。故以致知为致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言欲致知以至极其良知，必先格物以格其非心；欲格物以格其非心，必先克己以去其私意；私意既去，则良知至极，故言功夫，唯有去私而已。故以不起意、无意必、无声臭为良知本体。良知既足，而学与思皆可废矣！而不知圣门所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何事。又文其说，以为良知之旨，乃夫子教外别传，唯颜子之资，能上悟而得之，颜子死而无传；其在《论语》所载，皆下学之事，乃曾子所传，而非夫子上悟之旨。以此鼓舞后生，固可喜而信之，然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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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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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致良知功夫。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又以《悟真篇》后序为得圣人之旨，以儒与仙佛之道皆同，但有私己同物之殊。以孔子《论语》之言，皆为下学之事，非直超上悟之旨。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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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斥的，皆是王阳明的根本理论。就心学本身言，功夫皆极平实而切当。黄绾初见王阳明时，其时阳明论学多在为善去恶之实地功夫。故此时及后来的长时期内，在致黄绾的书信中，多论此意。如《答黄宗贤应原忠》：“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与黄宗贤五》：“仆近时与朋友论学，唯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66】王阳明平濠归越，黄绾复见执贽称门人后，阳明致信，乃以致良知为教，如：“近与诚甫言，在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预先相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67】黄绾对致良知学说在执贽称门人之后的一个长时期也是首肯并奉行的。阳明殁后桂萼攻阳明伪学时，黄绾还上疏极力辨白致良知为孔门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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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好絜矩之道者是已。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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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年则对阳明学攻击甚力，其最不慊于心者，即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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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又批评王阳明之万物一体说。万物一体是阳明所欲达到的最后境界，是大人之学的究极目的，是三纲八目的最高概括。在起征思田前夕授予钱德洪作为他哲学最后定本的《大学问》中，阳明即盛张此义，而此义为黄绾所反对。反对的理由对于一个深知阳明学说精髓的人，又极粗浅谬戾。黄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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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每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为大人之学如此；而究其说，则以吾之父子，及人之父子，及天下之人父子为一体；吾之兄弟，及人之兄弟，及天下人之兄弟为一体；吾之夫妇，及人之夫妇，及天下人之夫妇为一体；吾之朋友，及人之朋友，及天下人之朋友为一体；乃至以山川、鬼神及鸟兽、草本、瓦石皆为一体，皆同其爱，皆同其亲，以为一体之仁如此。审如此言，则圣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情有亲疏，爱有差等者，皆非也。实不知其说已堕于墨氏之兼爱，流于空虚，荡无涯矣。由是好名急功利之徒，因借其说以为是，而得以行其欲；残忍刻薄者，因反其言以为非，而得以骋其私。而大人之道、之学于此亡矣。……大人之学，皆由其真者，因其差等，处之各不失其道，此所谓仁，此所谓大人之道也。失此不由，则皆非矣，而末流之弊，何莫不至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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