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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认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墨氏兼爱说之爱无差等相同，实是鲁莽灭裂之论。阳明学之精蕴，学界说之极多；万物一体与爱有差等，是阳明反复辩说之处，此处不赘。黄绾之义，着眼点也不在理论之辨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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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对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攻击，义理与此有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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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有为下乘禅学者，不见物则之当然皆在于己，以为天下理皆在于物，故云“随处体认天理”，故谓功夫全在格物。其云格物，曰：“格者，至也。物者，事理也。此心感通天下之事理也。格之者，意、心、身皆至也。即随处体认天理也。”其学支离，不足于经世，乃伊川、晦庵之为弊也。予尝扣其随处体认之旨，彼云随处体认天理者，皆在外而不在内。然明道曰：某学虽有所受，至于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此言甚切，皆在内而不在外也。由是观之，则其所谓体认者，果何如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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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旨在求理于外，走入伊川、晦庵之旧路，有悖于明道天理内在之旨，其学支离。这里认为明道、伊川学术不同，甚有见地。但以为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此点湛若水与王阳明辩论甚为深细，可参阅湛若水与王阳明论学诸书信，与其《心性图说》，此处亦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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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所批评之多而激烈者，尤在禅宗。禅宗与黄绾，学术出发点全然不同，本不必辩，也不必施以攻击。但黄绾之攻击禅宗，实是为了攻击宋儒。在他看来，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学皆出于禅，他之攻击禅学，是为了批评理学。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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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昌，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故至今日，禅说益盛，实理益失。虽痛言之，而犹不悟，其来久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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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杨简攻击尤力。说宋儒为禅宗，亦非无据，盖理学乃吸收佛道学养而成，此几为常识。但在佛学尤其禅宗大昌之明代拈来禅宗作为批评对象，其批评自甚无力。黄绾之意盖不在此，他的着眼点在现实，在理学修养方法中他认为虚无的方面，为他的艮止、执中之旨张本。此意图甚为明显，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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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以其经入中国，而其说淆于中国。至南北朝梁武帝时，达摩入中国，而其法行于中国。历唐迄宋而盛，故当时学士大夫无不事禅学者。虽圣学之兴，亦自禅学而来。所以皆以虚无为根，而失圣人艮止、执中之本，可胜言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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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攻击宋儒乃至其师王阳明的苦心，他也言之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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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言宋儒及今日朋友禅学之弊，实非得已。盖因年来禅学之盛，将为天下国家之害。尝痛辩之，皆援先儒为据，皆以朋友为难言，故于其根本所在，不得不深明之。世有君子，必知予之不得已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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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之深诋禅宗，在于他认为，禅学之无善无恶，作了某些士人冲破礼教之防检，放浪形骸的借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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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有谓仙释与圣学同者，传与人则多放肆无拘检。或问其故，予曰：无他，只为见其本来无物，顿悟上乘之旨，有以放其心而不知收。不思仙释为学之初，全在持戒。苟持戒不严，则有不可胜言之弊矣，况圣学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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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认为宋儒之学既浸淫禅学，则必失去孔孟之本。在他看来，孔孟之本在一“诚”字。此诚字是制礼作乐的根本，也是治国的根本。失此诚字，则礼乐多为外在之仪节，治术亦必入于管商之法家，儒家之精神命脉尽失。他指出，王门弟子在禅学的笼罩下，渐渐放松了礼教之大防，在学术宗旨上侈谈现成良知，于阳明早年兢兢业业、亹亹翼翼，注重身心修养的精神多已抛弃。黄绾纠正此学弊的措施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王阳明致良知之良知本足，放松学、问、思、辨、行的着实功夫，并连带批评以无声臭、不起意为良知本体的弊病。一是提倡艮止、执中之旨。由对王门后学学弊的忧虑，转而批评此种学弊的根源王阳明。这就是为什么黄绾早年一意追随王阳明，晚年却对王阳明激烈批评的原因。他以为须以孔子的忧患意识、兢业精神纠治当世虚浮的学风。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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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孔孟之言皆如此，则知学问之道，必在于兢兢业业。今之言学者，不思圣贤之兢兢业业，乌能变化气质，以成其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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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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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慎独致知之工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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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论语》，辄思夫子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略无一毫声色圭角外见，所以其德之大如天地然，无不覆载包含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气象容貌亦如此而已。【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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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彰舜、傅说、百里奚、管夷吾等历经艰辛，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最后终成大业之事迹，表达他对阳明后学承袭口吻，喜超頓直悟，不做着实功夫的状况的隐忧。《明道编》中类似语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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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对当时士风士气特别是浙东地区的士习有强烈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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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故今之士者，争以殊诡标名，唯恐其不异；刻虐称才，唯恐其不极；颠倒乱真，唯恐其不奇；坚忍毁成，唯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施仁义。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岂不为世道之害，国家生民之祸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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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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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时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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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大夫之文风之衰，亦大为慨叹：“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唯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黄绾甚至认为，当时政治日坏，民日贫，国家财力日削弱，首先不是由于巨室大家吞并小民之产日益增多造成的，而是学术不明因而人心不正导致的。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抑制豪强，施惠百姓，而是明学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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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海内虚耗，大小俱弊，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故士风日坏，巧宦日众，吏弊日多，贪残日甚，民风日坏，立法愈密，奸弊愈生，刀讼愈起，上下逢迎，虚费日广，所以民生日困。苟不思澄其本而唯务更变，更变愈多而滋弊愈深，益使大小空竭，虚耗日甚，视祖宗时民间富庶为如何哉！此皆吾党之所当知，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学术而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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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黄绾是由对现实的观察，认识到士风士习所应担负的责任；由士风士习的兴替，联系到对当时讲学两大盟主王阳明和湛若水学术路向的纠正；因对其所居的浙东学风士风的观察，而对阳明学特别施以批评。他和龙溪、德洪等人不同。龙溪、德洪是学术中人，以讲明、传播阳明学为己任，故虽学术宗旨彼此差别甚大，但都对阳明本人奉若神明，所争者在何为阳明真传。而黄绾则为世家子，又多在仕途，他以亲身感受到的国事、士风为立言的基点。加之少年时曾履行过类似“功过格”之类的功夫，【79】青年时又曾师从谢铎，教之以黄榦训何基语：“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功夫而后可”之语。此皆以笃实切己，不务虚玄为学问之基。后来目睹学界流弊而思改弦更张，故对乃师之学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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