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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黄绾的“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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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1480—1554）字宗贤，号久庵，又号石龙，台州黄岩人。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孔昭之孙，以祖荫入官，仕至南京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自龙场升庐陵知县，朝觐入京，时黄绾任后军都督府都事，请见论学，并获交湛若水。“予三人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61】此时黄绾予阳明为学侣。后阳明平濠归越，讲致良知之学，黄绾大叹服，遂执贽称门人。黄绾为阳明之子正亿之岳父，于阳明一生经历知之甚详，其所作之《阳明先生行状》，钱德洪作阳明年谱时采录不少。黄绾著书甚多，大部分书稿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犯黄岩时毁于火，【62】《明儒学案》仅选其煨烬之余《五经原古序》，但这些序被黄宗羲斥为“师心自用，颠倒圣经”。今仅存《明道编》六卷。此书宗旨，弟子吴国鼎在《明道编》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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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一”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何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先生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功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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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看，黄绾欲以虞舜精一之旨纠正当时各种偏颇之学。当时在学界影响最大的，一是早年学侣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一是乃师王阳明的致良知。此二人之学术在黄绾看来皆空虚支离，涉于想象。而黄绾自己的学术宗旨，乃在艮止。而艮止即执中，即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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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编》中明确批评阳明、甘泉之处多有。其批评阳明，首在其致良知之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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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君子，于禅学“见本来面目”，即指以为孟子所谓良知在此，以为学问头脑。凡言学问，唯谓良知足矣。故以致知为致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言欲致知以至极其良知，必先格物以格其非心；欲格物以格其非心，必先克己以去其私意；私意既去，则良知至极，故言功夫，唯有去私而已。故以不起意、无意必、无声臭为良知本体。良知既足，而学与思皆可废矣！而不知圣门所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何事。又文其说，以为良知之旨，乃夫子教外别传，唯颜子之资，能上悟而得之，颜子死而无传；其在《论语》所载，皆下学之事，乃曾子所传，而非夫子上悟之旨。以此鼓舞后生，固可喜而信之，然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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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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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致良知功夫。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又以《悟真篇》后序为得圣人之旨，以儒与仙佛之道皆同，但有私己同物之殊。以孔子《论语》之言，皆为下学之事，非直超上悟之旨。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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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斥的，皆是王阳明的根本理论。就心学本身言，功夫皆极平实而切当。黄绾初见王阳明时，其时阳明论学多在为善去恶之实地功夫。故此时及后来的长时期内，在致黄绾的书信中，多论此意。如《答黄宗贤应原忠》：“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与黄宗贤五》：“仆近时与朋友论学，唯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66】王阳明平濠归越，黄绾复见执贽称门人后，阳明致信，乃以致良知为教，如：“近与诚甫言，在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预先相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67】黄绾对致良知学说在执贽称门人之后的一个长时期也是首肯并奉行的。阳明殁后桂萼攻阳明伪学时，黄绾还上疏极力辨白致良知为孔门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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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好絜矩之道者是已。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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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年则对阳明学攻击甚力，其最不慊于心者，即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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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又批评王阳明之万物一体说。万物一体是阳明所欲达到的最后境界，是大人之学的究极目的，是三纲八目的最高概括。在起征思田前夕授予钱德洪作为他哲学最后定本的《大学问》中，阳明即盛张此义，而此义为黄绾所反对。反对的理由对于一个深知阳明学说精髓的人，又极粗浅谬戾。黄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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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每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为大人之学如此；而究其说，则以吾之父子，及人之父子，及天下之人父子为一体；吾之兄弟，及人之兄弟，及天下人之兄弟为一体；吾之夫妇，及人之夫妇，及天下人之夫妇为一体；吾之朋友，及人之朋友，及天下人之朋友为一体；乃至以山川、鬼神及鸟兽、草本、瓦石皆为一体，皆同其爱，皆同其亲，以为一体之仁如此。审如此言，则圣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情有亲疏，爱有差等者，皆非也。实不知其说已堕于墨氏之兼爱，流于空虚，荡无涯矣。由是好名急功利之徒，因借其说以为是，而得以行其欲；残忍刻薄者，因反其言以为非，而得以骋其私。而大人之道、之学于此亡矣。……大人之学，皆由其真者，因其差等，处之各不失其道，此所谓仁，此所谓大人之道也。失此不由，则皆非矣，而末流之弊，何莫不至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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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认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墨氏兼爱说之爱无差等相同，实是鲁莽灭裂之论。阳明学之精蕴，学界说之极多；万物一体与爱有差等，是阳明反复辩说之处，此处不赘。黄绾之义，着眼点也不在理论之辨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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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对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攻击，义理与此有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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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有为下乘禅学者，不见物则之当然皆在于己，以为天下理皆在于物，故云“随处体认天理”，故谓功夫全在格物。其云格物，曰：“格者，至也。物者，事理也。此心感通天下之事理也。格之者，意、心、身皆至也。即随处体认天理也。”其学支离，不足于经世，乃伊川、晦庵之为弊也。予尝扣其随处体认之旨，彼云随处体认天理者，皆在外而不在内。然明道曰：某学虽有所受，至于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此言甚切，皆在内而不在外也。由是观之，则其所谓体认者，果何如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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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之旨在求理于外，走入伊川、晦庵之旧路，有悖于明道天理内在之旨，其学支离。这里认为明道、伊川学术不同，甚有见地。但以为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此点湛若水与王阳明辩论甚为深细，可参阅湛若水与王阳明论学诸书信，与其《心性图说》，此处亦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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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所批评之多而激烈者，尤在禅宗。禅宗与黄绾，学术出发点全然不同，本不必辩，也不必施以攻击。但黄绾之攻击禅宗，实是为了攻击宋儒。在他看来，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学皆出于禅，他之攻击禅学，是为了批评理学。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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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昌，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故至今日，禅说益盛，实理益失。虽痛言之，而犹不悟，其来久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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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杨简攻击尤力。说宋儒为禅宗，亦非无据，盖理学乃吸收佛道学养而成，此几为常识。但在佛学尤其禅宗大昌之明代拈来禅宗作为批评对象，其批评自甚无力。黄绾之意盖不在此，他的着眼点在现实，在理学修养方法中他认为虚无的方面，为他的艮止、执中之旨张本。此意图甚为明显，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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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以其经入中国，而其说淆于中国。至南北朝梁武帝时，达摩入中国，而其法行于中国。历唐迄宋而盛，故当时学士大夫无不事禅学者。虽圣学之兴，亦自禅学而来。所以皆以虚无为根，而失圣人艮止、执中之本，可胜言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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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攻击宋儒乃至其师王阳明的苦心，他也言之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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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言宋儒及今日朋友禅学之弊，实非得已。盖因年来禅学之盛，将为天下国家之害。尝痛辩之，皆援先儒为据，皆以朋友为难言，故于其根本所在，不得不深明之。世有君子，必知予之不得已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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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之深诋禅宗，在于他认为，禅学之无善无恶，作了某些士人冲破礼教之防检，放浪形骸的借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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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有谓仙释与圣学同者，传与人则多放肆无拘检。或问其故，予曰：无他，只为见其本来无物，顿悟上乘之旨，有以放其心而不知收。不思仙释为学之初，全在持戒。苟持戒不严，则有不可胜言之弊矣，况圣学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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