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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认为宋儒之学既浸淫禅学，则必失去孔孟之本。在他看来，孔孟之本在一“诚”字。此诚字是制礼作乐的根本，也是治国的根本。失此诚字，则礼乐多为外在之仪节，治术亦必入于管商之法家，儒家之精神命脉尽失。他指出，王门弟子在禅学的笼罩下，渐渐放松了礼教之大防，在学术宗旨上侈谈现成良知，于阳明早年兢兢业业、亹亹翼翼，注重身心修养的精神多已抛弃。黄绾纠正此学弊的措施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王阳明致良知之良知本足，放松学、问、思、辨、行的着实功夫，并连带批评以无声臭、不起意为良知本体的弊病。一是提倡艮止、执中之旨。由对王门后学学弊的忧虑，转而批评此种学弊的根源王阳明。这就是为什么黄绾早年一意追随王阳明，晚年却对王阳明激烈批评的原因。他以为须以孔子的忧患意识、兢业精神纠治当世虚浮的学风。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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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孔孟之言皆如此，则知学问之道，必在于兢兢业业。今之言学者，不思圣贤之兢兢业业，乌能变化气质，以成其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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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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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慎独致知之工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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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论语》，辄思夫子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略无一毫声色圭角外见，所以其德之大如天地然，无不覆载包含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气象容貌亦如此而已。【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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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彰舜、傅说、百里奚、管夷吾等历经艰辛，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最后终成大业之事迹，表达他对阳明后学承袭口吻，喜超頓直悟，不做着实功夫的状况的隐忧。《明道编》中类似语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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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对当时士风士气特别是浙东地区的士习有强烈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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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故今之士者，争以殊诡标名，唯恐其不异；刻虐称才，唯恐其不极；颠倒乱真，唯恐其不奇；坚忍毁成，唯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施仁义。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岂不为世道之害，国家生民之祸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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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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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时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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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大夫之文风之衰，亦大为慨叹：“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唯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黄绾甚至认为，当时政治日坏，民日贫，国家财力日削弱，首先不是由于巨室大家吞并小民之产日益增多造成的，而是学术不明因而人心不正导致的。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抑制豪强，施惠百姓，而是明学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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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海内虚耗，大小俱弊，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故士风日坏，巧宦日众，吏弊日多，贪残日甚，民风日坏，立法愈密，奸弊愈生，刀讼愈起，上下逢迎，虚费日广，所以民生日困。苟不思澄其本而唯务更变，更变愈多而滋弊愈深，益使大小空竭，虚耗日甚，视祖宗时民间富庶为如何哉！此皆吾党之所当知，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学术而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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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黄绾是由对现实的观察，认识到士风士习所应担负的责任；由士风士习的兴替，联系到对当时讲学两大盟主王阳明和湛若水学术路向的纠正；因对其所居的浙东学风士风的观察，而对阳明学特别施以批评。他和龙溪、德洪等人不同。龙溪、德洪是学术中人，以讲明、传播阳明学为己任，故虽学术宗旨彼此差别甚大，但都对阳明本人奉若神明，所争者在何为阳明真传。而黄绾则为世家子，又多在仕途，他以亲身感受到的国事、士风为立言的基点。加之少年时曾履行过类似“功过格”之类的功夫，【79】青年时又曾师从谢铎，教之以黄榦训何基语：“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功夫而后可”之语。此皆以笃实切己，不务虚玄为学问之基。后来目睹学界流弊而思改弦更张，故对乃师之学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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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术风气施以批评的基础上，黄绾提出了自己的为学宗旨艮止、执中。黄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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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为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欲寡其过，恒惧不能。贤犹未及，焉敢云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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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艮止、执中之旨能使自己内心收敛，时刻提撕，不敢丝毫放逸，遵行的是兢业戒慎的路向，与他指斥的晚年阳明及王门后学狂放一路正相反。黄绾认为艮止、执中之旨是儒家正学，此旨远有端绪，历圣相承，可以纠治各种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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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尧舜以艮止、执中之学相传。伏羲之学具于《易》，尧舜之学具于《书》。《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书》之要旨，莫大于执中。自是圣圣相承，率由是道。至仲尼出，而大明厥蕴，以知止之止指心体，以致知示功夫，以格物示功效，以克己为致知之实，以复礼为格物之实，皆艮止、执中之正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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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艮止、执中是儒家一切学说的纲领，是儒家经书所言功夫的浓缩和概括。伏羲、尧舜、孔子之后，唯颜、曾二子独得其传，再传而得子思，又传而得孟子，轲之没而不得其传。后世艮止之学不明而失存心之要，执中之旨不明而失体道之要，因而异端之学渐渐兴起，儒家之学渐渐沦没。由是功利之学、禅定之学大兴。黄绾复将艮止、执中打并为一，认为尧舜之执中，即伏羲之艮止。艮止执中亦即“十六字心传”之危微精一，即《尧典》之钦明文思。艮止有体有用，体即《大学》所言“文王缉熙敬止”，即内心之光明、有法则。用即将此体推之于君臣父子、家国天下，使之各得所止。体用合言，即《易传》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旨内外皆包，体用兼备，可谓圣学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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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再三强调，他的艮止之旨，重在“有止”之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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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传心之学，始于伏羲八卦之艮。艮而重之，内艮之止，心也；外艮之止，背也。故文王作艮之彖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不言心而言背者，内艮之一阳，不啻如粟之微，止于心窍之内，由是外艮之一阳，盎于背而洋溢。……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止非泛止，止必有所，所即心中之窍，一阳如粟；所止之处，即所谓天地之根，阴阳之门，五性皆备于此。故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故谓之为气机，又谓之为魂魄之合，又谓之为帝衷之降，又谓之为天命之性，又谓之为神，又谓之为仁，皆在此所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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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又以艮止释《大学》之格物致知、定静安虑，释《易》之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等。经此辗转相兼相释，艮止包贯了儒家大部分重要观念。其中心意思，则在内心光明，外而有止。故他释致知格物为致内心光明之知，规范外物，为外物之法则。致知为功夫，格物为效验。他因之批评宋儒：“以格物为穷究事物之理，而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物，失之于外，支离破碎，而非圣人之学矣。”【83】他提倡学者收敛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也是艮止之旨的推扩，意在纠正当时学者内无主宰，流荡失所的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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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常要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不可一时放之散乱。稍起妄念，即思究破。若放散乱，便成荒失，渐堕肆戾，气质无由变化。……常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文王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也。此言其性体如此。【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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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黄绾的整个思想，都是为纠正当时学弊，特别是阳明弟子中直任先天本体，不做笃实功夫，行为恣纵，言语无节，有发散而无收敛等弊病而起。他对王阳明及宋明儒者的批评，他对艮止之旨的提倡，都是这一意图的贯彻。但因黄绾的著作大部分散逸，就传世之《明道编》看，黄绾实践上的破斥有余，而理论上的发明不足。对有宋诸大儒的批评，皆攻其一点，未能深入其中。对乃师王阳明，有时为了批评之需要，故为断章取义。因不能平心理解，所以显得肤廓无力。但他对当时学弊的批评、纠举，在明代儒学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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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季本的“龙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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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越之会稽人，官至长沙知府，为阳明弟子中少有的经学家。季本的经学思想后面将详言之，本节只叙述他的理学思想。季本的为学宗旨可名为龙惕，其言龙惕之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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