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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王时槐对江右王学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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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安福人，生于湖南湘阴，十岁归安福。嘉靖进士，历仕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南京礼部郎中、福建漳南兵巡佥事、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陕西参政等职，以南京太常卿致仕。有《友庆堂合稿》七卷【106】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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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塘南一生苦学，几番转进，所得愈益精微。他自述为学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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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弱冠师事两峰刘先生，请事圣学。已而入仕，虽以其钝功所及，求质于一时诸先觉，切磋于四方良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顾迹涉尘鞅，迄无专力，以是五十而未有闻焉。及退休，大惧齿衰，惕然惭悚，则悉屏绝外纷，反躬密体，瞬息自励，如是者三年，若有见于空寂之体。又十年，渐悟于生机微密，不涉有无之宗，以为孔门求仁之旨诚在于此。盖始者由释氏以入，浸渍耽嗜，如酲初醒。已乃稍稍疑之，试归究六经，实证于心，则如备尝海错而后知稻粱之不可以易。以自迷自反，屡疑屡悟，仅仅渐通，非袭人唇吻而得。故卒之真若憬然有窥于孔子之道之为大中，遵信而不忍少悖。因叹世儒胶训诂、牿形器，虽名尊孔子，实则未知之。乃至尊释氏者则叛孔孟，亦安得为智也。始者窃喜释氏生死之谈，至是若有信于昼夜通知之理，无足惊诧者，而后学定而无余惑。嗟夫！诚资下锢深而觉之太晚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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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塘南年谱，塘南自幼由父亲教授，所学多为程朱学。年二十三，师从同乡刘文敏，习以居敬穷理之学。继乃检寻程朱语录及罗钦顺《困知记》，久之窒碍无所得。二十六岁，偶读《慈湖遗书》，对其不起意而天机自畅之旨甚惬于心，遵信不疑。次年，受教于同乡刘师泉，师泉以着实用功，勿遽用自然告诫。三十三岁，心契同年陆光祖之学。光祖雅好佛学，常习静，亦好谈生死，此点对塘南影响很大。三十八岁，造门见罗念庵，念庵对其注念生死之说甚不以为然。四十五岁，于同寅万廷言（号思默）处闻艮背之说，自言：“每日在寺中静坐内观，从事艮背之学，久之颇觉有效。”【108】所谓艮背之学，思默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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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养心者，必求一掬清净定水旦夕浇浸之，庶转浊溽为清凉，化强阳为和粹，故《大学》“定静”，《中庸》“渊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为务，润身润家国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见高论彻，终属意气，是热闹欲机，人己间恐增薪槱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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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所谓艮背也有解释，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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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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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为使心定静之功夫。此后习静为塘南修养之常课。四十九岁，至浙江谒钱绪山、王龙溪，自言：“钱公论学谆切，王公谓平常心是道，不可过求。”【111】五十岁，上疏乞休，自念年已近衰，而学道无闻，仕路亦多沮，有挂冠归隐之意。不久，准其致仕归家。五十二岁，发愤自励，专意向学。“自念年及衰而学未成，既弃官归，世缘已毕，不大明此学，真虚生矣。自此益鞭策参求，昼夜不懈。”【112】此后又见过倡止修之学之李材、江右学者胡直、泰州学派之罗近溪、东林学派之钱一本等，而学问之成则全得力于讲学。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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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自归金田以来，赖吾郡先觉倡明正学，遗风尚存。郡邑岁时会讲不辍。如在郡有青原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乡之会，吉水有龙华、元潭之会，泰和有萃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峰书院之会，永新有明新书院之会。每及期见招，必往赴焉。【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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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数甚多，八十三岁主讲安福复古书院的一次，多至八百人。塘南之学，全在五十岁辞官归家后不断体会，转进，机缘多在讲学中得。故东林学者高攀龙说：“塘南之学，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谓洞彻心境者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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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南之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岁去官归乡之前。此期师从多门，质之四方，学无定向。第二个阶段是归乡后的十余年间，此期反躬密体，为学以求心体之空寂为主。第三个阶段是六十岁之后，此期主寂感不二，视生生不已之真机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原则。寂是功夫，是透显生生真机之体的手段。本来塘南起手即以刘两峰之已发未发本无二致，戒惧慎独本无二事为主，故不主离感求寂，专任未发。此点实遵刘两峰临终之嘱：“知体本虚，虚乃生生，虚者天地万物之原也。吾道以虚为宗，汝曹念哉！”【115】两峰3殁时塘南51岁，此后的数年中，塘南一遵师嘱，为学以虚寂为主。此后十数年，才以生生之性体为主。如就寂感一如，归寂是手段，透显生生之体是目的之基本学理言，前期重功夫，后期重本体。而重虚寂则易陷入枯寂之病。塘南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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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昔年自探本穷源起手，诚不无执恋枯寂。然执之之极，真机自生，所谓与万物同体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非学有转换，殆如腊尽阳回，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兄之学本从与物同体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则亦不无笼侗漫过、随情流转之病。【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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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写于1584年甲申，塘南时年63岁。从信中可以看出，塘南确有执恋枯寂之时期；但同时亦可看出，塘南认为，收敛此心使之寂然空无，实是生生真机自然涌出的不二法门。而起手即自万物一体入，没有致虚功夫，则易入于笼侗颟顸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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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信曰：“此心湛然至虚，廓然无物，是心之本体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即谓之敬。阳明先生所谓‘合得本体是功夫’也。”【117】此信亦写于王塘南63岁时，正是他着重于空寂之心体之时。此时虽亦认为学无分于动静，但偏重于以心静拒外诱，保持心的虚寂本体。也就是说，相对于晚年重视心的内容方面，此时他重视的是心的形式方面。他有一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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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分于动静者也。特以初学之士纷扰日久，本心真机尽汩没蒙蔽于尘埃中。是以先觉立教，欲人于初下手时，暂省外事，稍息尘缘，于静坐中默识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彻而灵光露。静固如是，动亦如是。到此时，终日应事接物，周旋于人情事变中而不舍，随处尽伦，随处尽分，总与蒲团上功夫一体无二。此静定之所以先于能虑，而逢源之所以后于居安也。岂谓终身灭绝伦物，块然枯坐，徒守顽空冷静以为究竟哉！【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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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着重于心体之虚寂，此时他对于佛教养心之法有所汲取。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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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禅家语盖有为而发。彼因见有等专内趋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发此心以救弊耳。今以纷纷扰扰嗜欲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许其静坐，即欲以现在嗜欲之心立地成佛，且称尘劳为如来种以文饰之。此等毒药陷人于死，真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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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塘南用功之总方向，在后天之为善去恶以保持先天本寂之心。故亦强调先天之中。此时他论良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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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先天之发窍也。谓之发窍，则已属后天矣。虽属后天，而形气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此孔门之所谓中也。末世学者，往往堕于形气之灵识为知，此圣学之所以滋晦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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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之发窍，即王阳明所谓天理之昭明灵觉。天理为先天，发窍属后天。后天流行之先天，仍非与形气为一类。故良知内容非空，形式可无拘滞，此所谓中。而王时槐此时强调的仍是良知之无粘滞，其内容上之生生不息之真机，是晚年强调的重点。在强调虚寂这个阶段，聂双江之归寂、罗念庵之主静、陆光祖之佛学、钱德洪的重视后天诚意都对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是加强了他对功夫一面的重视，对良知、心体本来虚寂这一面的重视。但寂与感、体与用、先天与后天、本体与功夫一而不二这一点，王时槐时时清醒，亦时时不忘提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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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静寂之体的另一个原因是欲对当时学弊进行纠举。王时槐曾为《念庵文集》作序，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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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门示未发之中，盖言性也，而以戒慎恐惧为复性之功。此万世言性学者之彀率也。或疑以性为未发，得无偏于寂乎？不知性体物不遗，物可睹闻而性不可以睹闻言。故曰未发也。是名为中，安得谓之偏？……或又谓性常生者也，易不任其生机之活泼乎？不知形生神发，物诱而情荡，性斯凿矣。戒惧者，本乾元以资始，是谓真生。不然离性而外驰，是妄生矣。王文成公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又曰：“戒慎恐惧是本体。”可谓言约而尽矣。慨先圣既往，正学不传，异学者流，纷纷谈性，浸入于诐淫邪遁，而圣脉几绝。后千余年，周程继出，其指道之本原曰“无极”，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其言学曰“主静”，曰“主敬”，孔门之旨赖以复明。嗣是而降，世儒失于闻见支离，王公有忧之，特揭致知以救其弊。曾未数十年，而袭其说者误以情识为良知，以虚见悬解为了悟，以圆转逐物为妙用，以逾矩溃防为超脱，谈愈高而行愈敝。念庵先生忧之，乃曰：知之良者，以未发也。收摄聚敛以全吾未发，是致之之功也。【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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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作于王时槐81岁时，可谓晚年定论。其中对他所以表彰念庵之学之苦心剖白甚明。这就是，标揭未发之中为性，以戒惧为复性之功，以防离性驰情。有宋诸大儒之主静之学多就收敛一路，以救情荡性凿之敝。阳明乃针对朱子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学者着眼于见闻，夸多斗富而遗落德性之弊，倡致良知之教。不数十年而王门流弊又起，其中最大者为以情识冒认良知，以不作工夫为超脱。罗念庵之主静，倡收摄保聚，正所以救正王学流弊。王时槐自认为为学宗旨近于念庵，其纠正学弊之苦心也正同于念庵。这正是王时槐对自己曾力倡空寂之体的一个说明。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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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一语，是阳明先生直示心髓。惜先生发此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先生没后，学者大率以情识为良知，是以见诸行事殊不得力。罗念庵乃举未发以究其弊，然似未免于头上安头。夫所谓良知者，即本性不虑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属分别者也。此外岂更有未发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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