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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窃以先君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天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翁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功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古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而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中正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体，委身曲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修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是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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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对王艮晚期学旨之评述多夸大之语，但乐学、易简、妙悟、率性等则前后一贯。王襞继父讲席之后，多循此一路，故其学首重率性，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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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自学而已，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万物皆备于我，而仁义礼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毕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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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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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以来，只有一个学字不明，必待于外而循习焉，则劳且苦矣。宁知性本具足，率性而众善出焉，天命之也。率天命之性，即是道。故圣者知天之学也，志此曰志道，学此曰学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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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率之性，为天命之真，为百善之源。故只须顺循而已，不能起丝毫计议造作，此谓天聪明，知此方谓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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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性，天命是已。视听言动，初无一毫计度，而自无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聪明。于兹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谓不知而不巧。则其为学不过出于念虑臆度展转相寻之私而已矣，岂天命之谓乎？将议论讲说之间，规矩戒严之际，工焉而心日劳，勤焉而动日拙，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机而谓改过，正是颜子之所谓“己”而必克之者。而学者据此为学，何其漫汗也哉！必率性而后心安，心安而后气顺。否则百虑交锢，杂念叠兴，心神惊动，血气靡宁，有不并其形而俱灭者，几希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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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王襞的全部学问中，《中庸》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王襞的讲学有二个重点，一个是讲乃父的格物知本之学，以《大学》为主。此是泰州家法，王襞作为重要传人不能不讲。但王襞思想中乃父之“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的影响甚大，故《中庸》之立大本、行达道、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等圣人之事，是他后期学问的重点。此时他以《中庸》的率性修道，融会阳明、龙溪的致良知，《中庸》所谓性，即阳明所谓良知，率性即致良知。良知本具足，故率性即自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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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至灵之性，乃天之明命，於穆不已之体也。故曰“天命之谓性”。是性也，刚健中正，纯粹至精者也。率由是性而自然流行之妙，万感万应，适当夫中节之神。故曰“率性之谓道”。……圣人者，悯之而启之修道焉，去其蔽，复其真，学利困勉之不一其功，亦唯求以率夫天命之性而归之真焉而已矣。此修道之所以为教也。故曰“修道之谓教”。率之云者，本不假纤毫人力于其间，故曰：诚者天之道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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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性的自觉，良知能与物发生应感，而良知之应感是自然顺适的，不做安排的，故自然二字在王襞思想中十分重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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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毫不劳勉强扭捏。而智者自多事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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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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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眠”同一妙用也。人无二心，故无二妙用，得此岂容一毫人力与于其间？故以有滞之心，乌足以窥圣人圆神之妙？【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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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襞之学，因其所遗著作甚少，无法窥其全豹。但从其现有之语录看，讲学不出《大学》《中庸》这一类儒家通俗读物，所发挥之义理，多在率性、自然、学乐一面，此与王栋有相当大的不同。从中可以看出王龙溪学说的影响。黄宗羲《明儒学案》在介绍王襞的思想时，以其“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餐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概括，谓其犹在光影作活计，并认为曾点之舞雩咏归，孟子之鸢飞鱼跃，邵雍之先天一字无修，白沙之色色信它本来，至心斋父子又提唱之，可谓自得有味之言。但此一路最难把握，因孔颜之乐与窥见光影而喜，差别只在毫厘之间，稍一失脚，便入狂荡一路。而王襞说太高妙，缺乏切实功夫，根本尚未贴地。此为黄宗羲对待泰州派下人一贯所持之针砭态度，自有其义理脉络与立说苦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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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心斋父子只是在其学说中盛张自然、率性之旨，虽然此说可为任心肆志推波助澜，但终与行为上之恣纵任情有别。颜山农、何心隐之以赤手搏龙蛇，多出自其自身之豪杰精神与放手行去之性格，所受心斋父子之影响处并不明显，故其行为虽恣纵而儒学理论则甚传统。此种情况在儒学史上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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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派下受心斋父子影响，多有平民儒者，其中较著名的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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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恕字光信，泰州人，以打柴为业。偶路过心斋讲堂，听讲儒学，觉得有味，于是每过必听讲。饥则向学堂乞水，解所带干粮为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后拜王艮为师，与衣冠中人往还，不失其本色，能以礼见而不能以权势招。安贫乐道，不轻受人财物，为王艮门下著名平民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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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廷美，繁昌县农夫。听人讲学有省，乃至湖广访名儒耿定向，告知可师本乡焦竑，归从焦竑学，得自然旨趣。焦竑告知“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将汝自然抛去”。读四书，以为四书本文比朱子《集注》更易入易解。认为《论语》所谓异端，即入手之端异，今人读孔孟书只为荣肥计，便是异端。见讲经社中供奉和尚牌位，讲学杂以佛经，谓之以学术杀人。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无声无臭是也，则厉声说：“艮知岂有声有臭耶？”【57】泰州学派中之平民儒者，最可书者为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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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贞（1509—1585）字以贞，号乐吾，扬州兴化人。世以制陶为业，家境贫困。闻朱恕讲孔孟之学，往拜为师，朱恕教他读《孝经》、小学，韩贞识字学文从此始。朱恕引韩贞拜见王艮。其时王艮理学大倡，讲学有名，门下多一时贤士。韩贞布衫芒鞋，周旋其间。门人有笑其孑然一身，以身上蓑衣为行李者，韩贞题诗壁间以明志：“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烟。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抱月眠。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锦袍边。生来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58】深得心斋称赞，许为能继吾道者。二年后辞心斋归家，以教童蒙为业，多有义举，渐为乡里所称。十年来声名大振，“远近来学者，门外履常满，惓惓以明道化人为己任，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厌其意而去。来学者不纳其贽。间有以诚至者，暂封贮之，后有不善，即挈还其人”。【59】时时以平民儒者自处，不愿以衣冠相待。如县令慕韩贞之名，邀赴乡饮酒礼，待以上宾。韩贞即辞谢，声言为鄙陋之夫，自愧自责不遑，焉敢列于衣冠之数。同门贵显之后以职相征，辞不赴；所赠财物概不受，唯以不负所学相砥砺。“先生从事心斋时，海内名士共学者，如唐公荆川、罗公念庵、王公龙溪、欧阳公南野、董公萝石、李公石鹿，皆海内名贤，咸与先生同门分席。后诸公登第居要，各致书币相征，而先生辞币受书，动辄以自修不及为愧，愿诸公不负所学为望答之，竟不一见也。”【60】韩贞在这一点上同心斋父子极相似，即不乐仕进，专以化民成俗为务。由于他的平民身份，所教更趋向社会下层民众，所接比心斋父子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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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趺坐，论学数日，兴尽则拿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林聚所，与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如欲所往，盖遍所知交居村乃还。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声洋洋，与棹音欸乃相应和，睹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阆间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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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中有灾，守令请韩贞率其门人，驾小舟遍历村落，晓喻灾民隐忍饥寒，不得为盗。某县令问政，则答以：“某窭人也，无能辅左右，第凡与某居者，幸无讼谍烦公府，此某所以报明府也。”【62】平日讲会论学，有谈及别务者，则大声警醒：光阴有几，何能谈此闲泛语费却！有征引经书语句相辩论者，则怒斥：“舍却当下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此岂学究讲肆耶！”于此可见韩贞之志向与讲学风格。韩贞以己之高风与平民教育之善行终其身，赢得了“明道淑人”、“淮海高士”、“东海真儒”等称誉。【63】至有慕其德行而建祠祭祀以为常典者。以一陶匠而靠平民教育获得如此尊敬者，历史上并不多见。泰州学派中之平民儒者，当不止此数人。但从此数人身上，亦可看出泰州家风与讲学之盛，及其教民化俗功绩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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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颜山农的“大中学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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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泰州学派著名人物。幼习儒，但不喜科举之业。二十五岁，得读王阳明《传习录》，始感奋兴起，于是静坐七日夜，闭关悟道，自觉心思豁然。然后读《大学》、《中庸》，觉贯串洞开。遂在家乡三都组织“萃和会”，宣讲儒学要义。母丧服阙后，辞家出游，在北京遇徐樾，受学称弟子。由徐樾引荐，结识王艮，得立泰州门墙。后徐樾以云南布政使战死沅江，颜钧往云南寻骸骨归葬。三十七岁，自泰州归江西，在南昌作《急救心火榜文》，张皇讲学，得弟子罗汝芳。次年王艮死，赴泰州祭王艮祠，并聚众讲其“大中学庸”之学。后辗转四方讲学，传播王艮的思想。曾受浙江总兵胡宗宪礼聘，参与征剿海寇之战。六十三岁，至太平府讲学，三日后被逮捕，押解至南京，在狱中遭严刑拷打，二年后由罗汝芳营救出狱。被两广总兵俞大猷聘为军师，年余归家。在家乡讲学以终，卒年九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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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山农当时是一知名人物，其以一布衣讲学，且学问造诣不高，至有说他“读经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者。【64】但他救世之心甚急，且行事奇特，不类一般士人。如乘江西乡试之机，在南昌同仁祠张挂榜文，言能急救心火，招徕士类多人听讲。黄宗羲据此把他归入冲决名教网罗一类，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65】且述颜山农之学曰：“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66】此处之评述，全袭自甘泉弟子洪垣致颜钧的答书。【67】其中说颜山农之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此说不差。但说他认为道理闻见皆足以障道，却与颜山农著作中表现出的思想大相径庭。颜山农不似精英学人对学术规范的遵从，他更多的是民间讲学家所有的自创名词，直抒胸臆，及对经典的截割曲用，穿凿求通，故语言上亦奇特生涩。这一点决定了他走的既不是学者的纯学术研究，也不是对下层民众的通俗演讲。他的定位在有一定文化的人士，特别是科举未中式的生员。所以他讲学有一定深度，但有将儒家通俗读物刻意浚求、引申以就己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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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继承泰州家风，以讲明圣学，救人出愚蒙为志。他尝自述其学术渊源及平生志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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