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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罗钦顺对佛教的批评，虽千言万语，不过说一个道理，即二程论儒佛之名言：“吾儒本天，释氏本心。”此义虽为历代批佛者所沿用，但罗钦顺以其严肃的态度，深入佛教义理把握其关键的严谨学风，较之那些鲁莽灭裂、耳食而不加深究者，其批佛之深浅精粗自是不同。此一点也表现在他对心学特别是陆象山、杨慈湖的批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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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对于象山批评颇多，在《困知记》中，有些是系于佛教之条下，因批评佛教而连带批评象山，大多专以象山为批评对象，言辞甚是激烈。罗钦顺之批评象山，亦沿朱子之路，着重批象山为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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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唯恐人之陷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凡其排辟之语，皆有以洞见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育之病，初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为禅学，盖其见之审矣，岂尝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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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为象山为禅之谳定矣，则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力证象山非孟子学。象山尝谓己学无待而兴，乃因读孟子而自得。并当听到议己之学问除先立乎其大之外别无伎俩时，亦坦然承当无异词。罗钦顺则力辨象山非孟子学。他指出，孟子所谓“大体”指心，而心之所以贵于耳目四肢，首先在于能思。孟子之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指思性之理、得性之理。而象山教学者，以存养本心为首，以为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辞让、是非处，自羞恶、辞让、是非。如此，则无所用其思，孟子“思则得之”，几成剩语。又，当恻隐时自恻隐，当羞恶时自羞恶等，乃不思而得，为圣人分上事，一般人难望此境界。如不学不思，理自难得。而象山当恻隐自恻隐等语，出自心之灵妙，此与禅之当下即是、不落思维很是相像。一句话，象山之“心即理”，即是他为禅学之真赃实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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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辄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绝少。尝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则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然则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为性，舍灵觉即无以为道矣。谓之禅学，夫复何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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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象山之本心无学无思，而学而不思，则理终无从得，这是从朱子的理性主义立场批评象山的直觉主义，从朱子的格物穷理批评象山的明心见性，从朱子的性即理批评象山的心即理，方凿圆枘，自不能入。鹅湖之会讨论为学之方，朱子与象山皆不能折服对方。此处罗钦顺可以说重提此议，不过是在明代阳明重张心学之际代表朱学重新置喙辩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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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又批评象山以“六经皆我注脚”带起废弃经学之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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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发明此理。有志于学者，必信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个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浅深，则由其资禀有高下尔。自陆象山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将圣贤经书都作没紧要看了，以为道理但当求之于心，书可不必读，读亦不必记，亦不必苦苦求解。看来若非要作应举用，相将坐禅入定去，无复以读书为矣。一言而贻后学无穷之祸，象山其罪首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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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身处明中期王学逐渐昌炽之时，王门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风气亦渐渐养成。罗钦顺此处批评的士之好高欲速者，指王门后学。但此学风之养成，其他文化因素所起作用亦甚大，非仅受象山六经注我一语之影响。考之罗钦顺之著述，虽无有经典注疏之作，但他在鄙弃经书的学风下，倡导悉心研读儒学经典，并斥读书为应举之用的功利态度，提倡“将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之为己之学，对明代朱子学的延续与发展，并导致东林、蕺山之和会朱子学与王学，实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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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山弟子杨慈湖。罗钦顺批评得更加严厉，直斥之为圣门之罪人。《困知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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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春，偶得《慈湖遗书》，阅之累日，有不胜其慨叹者。痛哉，禅学之误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顿悟之机，实自陆象山发之。……书中千言万语，彻头彻尾，无非此个见解。而意气之横逸，辞说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训，又往往肆其邪说以乱之。刳实为虚，揉直作曲，多方牵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见之就。务令学者改视易听，贪新忘旧，日渐月渍，以深入乎其心。其敢于侮圣言，叛圣经，疑误后学如此，不谓之圣门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闻有能鸣鼓而攻之者，反从而为之役，果何见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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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指斥杨慈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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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慈湖之顿悟作略。慈湖自二十八岁对先父之训“时复反观”一语大悟其旨之后，每因事而悟，如因陆子指示扇讼而悟本心，因居丧而悟心之无思无为之妙，因营葬事而悟心交错万变而虚明寂然等。【27】罗钦顺认为慈湖的这些做派，即沿禅宗之“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起，慈湖自言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与禅宗之“自觉圣智境界”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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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慈湖有见于人心，无见于道心。罗钦顺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一心，因心的作用之指向不同而分人心道心。慈湖以心之虚灵知觉为道心，虽其志道之心不谓不笃，但将心认差，则一错百错。将心认差，集中体现在慈湖的代表作《己易》中。罗钦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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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己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诱进学徒者，滚滚数千言，将断而复续，左援右引，阳开阴阖，极其驰骋之力，茫茫乎若无涯涘可窥。然徐究其指归，不出乎虚灵知觉而已，于四圣之《易》绝不相干。参之佛氏之书，则真如合符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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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其中“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一语，认为即《楞伽经》中“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己易》中“目能视，所以能视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等语，不过是说心为视听等之所以然。而这样视心，正是禅宗的“作用是性”。这样的心，是儒家所谓人心，非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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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慈湖之“毋意”与儒学之“诚意”相悖。慈湖有《绝四记》，以佛教之义理发挥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罗钦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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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则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为也。……《大学》之教，不曰“无意”，唯曰“诚意”；《中庸》之训，不曰“无思”，唯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门，积德之基，穷理尽性必由于此，断断乎其不可易者。安得举异端之邪说以乱之哉！彼禅学者，唯以顿悟为主，必欲扫除意见，屏绝思虑，将四方八面路头一齐塞住，使其心更无一线可通，牢关固闭，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终其所见，不过灵觉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实未尝有见也。安得举此以乱吾儒穷理尽性之学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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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罗钦顺认为，慈湖以上与儒家相悖之处，根源在于他过于信任《孔丛子》“心之精神之谓圣”一语，而对之作断章取义的发挥，以和自己所信用的佛教思想融释。故罗钦顺倡导学五经、四书、濂洛关闽之学，摒弃佛教，不使慈湖诪张幻怪似是而非之学，假借儒学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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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又与王阳明有格物之辩。王阳明擒宸濠后在江西，罗钦顺时在家乡泰和养病，致书与王阳明论学。王阳明有《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辩。后八年，罗钦顺又致信王阳明继续辩论相关问题，书未及发而闻阳明之讣矣。罗钦顺与王阳明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其一在《古本大学》。罗钦顺不同意阳明《古本大学》之复，责备阳明《古本大学》去朱子之分章，削朱子之补格物致知传，正是去掉了朱子学的灵魂：博学于文。阳明申辩说，恢复《大学》旧观，并非故意与朱子立异，而是以为本无脱误，悉从其旧可矣。“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辞，既明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改正补缉之？”【30】朱子之分章补传，并无依据。责备自己复《大学》之旧，是“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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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朱子晚年定论》。罗钦顺认为，阳明从朱子大量书信中摘录三十余条，作为晚年定论，以证朱子悔己中年为学之方气力全奔在册子上，无有着实向里功夫。但阳明所定为晚年者，非皆晚年之作，如《定论》中有《答何叔京》书四通，此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后两年《论孟集注》、《论孟或问》始成。以答何氏书为晚年定论，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可谓考之欠详，而立论太勇。阳明回书答辩曰：“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益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分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31】并申辩，自己与朱子异，是“道固如是，不如此则道不见”。道者，天下之公道；学者，天下之公学，非朱子可得而私，亦非孔子可得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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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大学》“格物”的解释上。阳明在为学下手处即不同于朱子，故将朱子之向外格物穷理收归为向内之诚意正心。他对格物的解释是：“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罗钦顺对此解释不惬于心，以朱子之义反驳阳明：“凡吾之有身，与夫万物之为万物，孰非出于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子内外乎！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见乎理之一。无彼无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会，夫然后谓之知至，亦即所谓知止，而大本于是乎可立，达道于是乎可行，自诚正以至于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唯是圣门《大学》之教，其道则无以易。此学者所当由以入，不可诬也。”【32】其第二书则专论格物，立意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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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罗钦顺是以朱子“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物，反对阳明“意之所在”之物；由朱子之穷分殊之理而见理一，反对阳明之“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一句话，是以朱子之重“道问学”，反对阳明之重“尊德性”，仍是理学心学之辩的老问题。罗钦顺还有与阳明弟子欧阳德的辩论，所论问题亦大致类此。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辩论，不过是在明代中期阳明学崛起之初，朱子学者一次系统的反击，此时朱子学与阳明学尚可势均力敌，在某种情形下朱子学的力量似乎更大，特别是在福建、江西、北方等朱子学传统深入的地方。“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3】其时与阳明辩者虽亦不乏人，但义理、辞锋皆逊于罗钦顺。就此一点说，谓罗钦顺为“朱学后劲”，殆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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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廷相对实证之学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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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弘治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得罪刘瑾，出任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县。召为御史，抗颜直谏，出为陕西按察使，裁抑镇守宦官寥镗，被诬，逮系诏狱。后历仕四川巡抚，山东布政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等职。诗文成就甚高，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一生好学深思，以圣贤自期，精研理学诸子，于太极阴阳、气种动静、河洛之书及星象、乐律等都有论列。论者谓其“德器宏粹，气禀刚大，修身立学，以圣贤自期。不事浮藻，傍搜远揽，上下古今，唯求自得，无所循泥。灼见其是，虽古人所非者不拘；灼见其非，虽古人所事者不执。立言重训，根极理要，多发前贤所未发”。【34】著作主要有《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今整理为《王廷相集》。其中关涉儒学思想最多的是读书笔记《慎言》和《雅述》。前书正面记述对儒家诸方面的思考所得，取《论语》“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意，取名《慎言》。王廷相在此书序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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