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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氏之道为己之性命，故禅悟生死之说，耽寂静胜之士多好之。然于世道终无益也。圣人之道为天下国家，故道德仁义、礼乐刑法并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万世而可行。世无君长则已，有则必取孔子之道以为生民准，何也？有益于治云耳。佛氏精神性命之微，与夫止观定慧之习，亦未尝无可取者，故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二三，中人以下者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净禅定，世道孰与拯救？斯于人道也何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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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儒学清净心神之学不如佛道二教深入，故久在俗世之人，乍闻佛道清心寡欲之说，极易骇心诧魄，欣欣然入于其中。故儒士须立定脚跟，不为二氏所惑。且《大学》之定静安虑，程颢《定性书》之“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亦近释道虚明之义，而更有应事做主之主动义。而道家老子之谦退守柔，如不善用，亦会招致种种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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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道，以退为主，而惟欲利己，及其蔽也害治。是故得其静修者，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啬者，为晏墨之苦俭；得其容忍者，为申韩之刑名；得其离圣去智者，为庄列之放达；得其不敢先事者，为持两端之奸；得其善为保持者，为避难之巧；得其合同而不绝俗者，为顽钝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尝不曰可以治天下，终也反以之坏天下。道慎乎哉！道慎乎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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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对因不善用道家而生出之流弊，见地十分深刻，非对道家学说之流衍，对道家与诸子学说之关系有深湛之把握，非对当世种种凡心习态有深刻体察，此语绝难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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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对朱子的批评，焦点在其理气关系。及由此派生出的对太极的解释等。王廷相由其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之说，反对理能独存。他批评此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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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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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未点出朱子之名，但“理在气先”，“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诸语，实为朱子所主张。故王廷相此语，实可视为对朱子之理论而发。王廷相认为理非事物，无所谓朽与不朽。另理皆具体事物之理，事物不断变化，不存在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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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子以理释太极，王廷相也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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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曰：太极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斯言误矣。何也？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有美恶，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万万不齐，谓之各得太极一气则可，谓之各具一太极则不可。太极，元气混全之称，万物不过各具一支耳，虽水火大化，犹涉一偏，而况于人物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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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一词，源出《易传》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后汉儒皆以太极为混沌未分的元气。《汉书·律历志》的“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为其代表。汉至唐，学者多以元气释太极。至宋儒，特别是朱子，才以太极与阴阳对言，以道、理释太极。王廷相此处将太极释为混全的元气，是返回汉至唐的主流解释，并据以批评朱子以理释太极。这是与他“天地内外皆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的根本思想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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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二分，王廷相反对甚为激烈。他的反驳直接针对朱子“人之有生，性与气合”之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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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即此数言，见先生论性辟头就差。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为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先生乃以本然、气质分而二之，殊不可晓。【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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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本他前述以气说性之立场，对朱子之气外有本然之性的说法提出批评。王廷相对大程子翕服无间言。对朱子，赞扬其步武先贤，阐扬儒学的精神，但对朱子犹有异议，尝说：“关洛之学似孟子，程伯子纯粹高明，从容于道，其论得圣人之中正，上也。闽越之学，笃信先哲，美矣；而泛探博取，诠择未真，要之犹有可议，次也。”【76】其不同于朱子者，尤在理气关系上。此中“诠择未真”，即指其理气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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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有非常突出的实践精神，崇尚《尚书》典、谟、训、诰中为治之实学，反对空谈心性，故对当世流行的心学一派，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比之为空谈误国的魏晋玄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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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未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此于南宋以来儒者泛讲之学又下一等。为社稷计者不及时而止之，待其日长月盛，天下尽迷，则救时经世之儒灭其迹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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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讲求良知之学者指王阳明，体认天理之说者指湛若水，考王廷相《雅述》之作之时，正阳明初逝，良知之学大为流行之时；湛若水虽已暮年，但弟子众盛。王湛两家，几分天下讲学之半。王廷相出于其实学立场，对王、湛讲“心性玄幽”之学十分不满，认为虚谈无益，无与于国家之辅治，民生之改进。认为此等人只知身心性命，不晓实际事务，不能担当经国治世大任。若提倡此学，则则则实学扫地以尽。他甚至认为，正、嘉间之边镇强梗，四夷难御，盗贼猖獗，权奸肆横，厉阶皆在实学不讲，虚谈心性。王廷相是从一个国家官吏辅国兴治的角度看待心性之学的。他反讲学的态度，代表了一批像他这样的官吏的立场，此或为后来万历间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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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地理风水的批评。他以卓越的叛逆性格，突出的理性精神，和坚执的实证品格，与世俗文化中虚妄迷信的成分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个方面在《慎言》、《雅述》中记述甚多。他首先认为，迷信、妖妄的东西，是大乱之世法渎政紊，人心惶惑的曲折表现。反之，政清人和，经正法严，则邪术敛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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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治世，其鬼不神。非鬼之不能神也，经正而法严也。正则邪说不兴，严则妖道罔作，鄙儒诐术屏迹，若没焉耳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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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当时政府的一些措施的矛盾之处，如提倡毁淫祠、击妖道又信休咎、惧鬼神；提倡勤政爱民又相信天象之变为谴告等提出批评，对以妖术干禄，荧惑圣心者，更倡导严加禁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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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祛淫祀也，而渎鬼神之感应；日击妖道也，而信天人之休咎，是启源而欲塞流矣，得乎？曰可以动人主之趋善也。嗟乎！是则然矣，君有邪心，不务格而正之；君有僻政，不务谏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惧之，是舍本而务末也。久而无应，将自丧其术，何善之能趋？几于佛氏之愚人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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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神道设教虽为施政之不可无者，但大经大法在明性命之理，守中正之途，尊天地而敬鬼神，以儒家之正学化民成俗。放弃人为而信妖祥，则祸国罔民之道。故“责人敬天者其道昌，弃人诬天者其道亡”。【80】王廷相以突出的理性精神，对古书记载中一些揣度猜测、虚浮夸诞之处，常提出疑问，甚至于用试验验证。尤不喜言人之行为动合天时，故斥《吕氏春秋》之《月令》为“牵合傅会之书”，对灾异、占星、占梦、风水、禄命、择日等，大力抨击，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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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术异端，祸人国家多矣，唯天文谶纬为祸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义，专务驳杂，以惑愚俗。每遇灾祥，即有窃议。幸君臣政化清平，无衅而起。但稍有颓隳，以侵纲纪，而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异谋，结扇窃发。纵事无成，亦能始祸，有国者不可不预为之计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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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信纬书，以为皆邪术之流假托圣经以售其说，造作者其罪可诛。对朱子这样的大贤信用风水之处，也提出批评，如：“朱子称张南轩不惑于阴阳卜筮。……及先生自处，则阴阳卜筮、风水星命无不信惑。岂贤者之见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耶？”【82】又如：“地理风水之术，三代以上原无是论，观《周礼》族葬皆于北郭之外可知矣。后世如唐吕才，宋程子、司马公、张南轩皆以为谬而不信，独朱子酷以为然。……唯风水之害，使人盗葬强瘗，斗争诉讼，死亡罪戾，无处无之，岂非遗祸于世乎？崇信以为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辞其责矣。”【83】对朱子之不是处，径直指出，言辞率真，毫不假借，一以理伸心安为归，表现出一个学者不盲从迷信，唯以求实求真为最高准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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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吕坤对晚明政弊的抉发及其修身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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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心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隆庆进士，历仕山西潞安府襄垣知县，大同知县，吏部文选司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刑部侍郎等。为官清正，以刚介峭直著称，主张“以伊尹之所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84】尤以襄垣知县任政声最著，李顒在其《四书反身录》中记述曰：“吕新吾知襄垣县，躬亲讲劝，专务德化，政暇即单骑巡行阡陌，督耕课农，树艺桑麻，疏渠凿井，纤悉靡忽。视县事若家事，视民产若己产。率作兴事，不惮劳瘁。自做县守府以至分巡济南，布政陕右，巡抚山西，所在皆然。”【85】《宁陵县志》也说他“宦游秦晋五六年间，正己率属，身体力行，不受馈遗，不取赎羡。不妄荐以官，不枉劾以职，官吏肃清，兴文饬武，民安物阜，边境晏如。尤谆谆留心于蒙养教化孤寡无依之民。”【86】著有《去伪斋文集》、《四礼翼》、《四礼疑》、《吕公实政录》、《呻吟语》等。其中《去伪斋文集》十卷为吕坤诗文汇编，刻成于其去世前二年。《实政录》七卷是吕坤任职山西时所作的政论性著作，对明中晚期政治上的积弊深有抉发。《四礼翼》为早年之作，四礼者，谓冠、婚、丧、祭。《四礼翼》即对四礼加以引申、解说使之可助实行。《四库提要》谓此书：“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知为民间俗礼之书。《四礼疑》则晚年所作，共五卷，首为通礼一卷，次为冠、婚、丧、祭各一卷，对古礼提出自己的解释，并对古来相关解释提出质疑。《四库提要》说：“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于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87】对此书观点多不取。《呻吟语》为学术笔记，共六卷，分内外篇，内篇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八门，外篇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辞章九门。此书自始作至刊行，积三十年，集中体现了吕坤对天地万物、社会人生各方面的见解。自谓命名之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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